二十大召開之前，我在2022年初發表過一個觀點，就是“應該把高等教育從社會事業里單列出來”，這和二十大的精神是非常一致的。原來我們把高等教育放在社會事業中，會讓人覺得高等教育是一個占用社會資源、純花錢的事業，忽略了其在發展科學技術、培養高素質人才、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基礎性、先導性和全局性作用，這讓高校有很大的壓力，不利于高等教育的發展。

實際上，高等教育對社會發展的貢獻是非常大的。我統計分析過1998年到2020年我國GDP增長和高等教育規模的關系，這兩者基本上是兩條平行線，我國GDP高速增長離不開高等教育的科技創新和人才支撐。所以，沒有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就沒有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在教育戰線上，我們必須要把這個觀點很鮮明地提出來。

是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相對于重大工程項目建設的大投入，高等教育是一種不需要很多投資、很多經費支持，就可以產生現實生產力的事業。

高校能夠提供給年輕人更多學習的機會，這是一種基礎的民生功能，但高校還有很多超越民生的功能。二十大報告把教育從民生板塊中拿出來單獨成篇，把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考慮，我覺得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讓我們有了很大的啟發和很深的思考。二十大報告明確強調要“堅持問題導向”“堅持系統觀念”。這三者本來是可以集中協調在一起的工作，但以前分開安排了，這就難以形成合力，一體化安排后便于統籌推進。我們在學習二十大報告的時候，對這條感受還是很深的。

高校作為創新人才培養的主陣地、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高層次人才的聚集地，是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集中交匯點，也是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最佳結合點。高校既培養人才也集聚人才，對于國家和區域的發展，都能起到重要作用。

我們在學習和討論二十大報告時，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地方高校如何在服務支持地方發展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高質量發展。地方高校發展不好，很多時候是因為沒有處理好高校融入區域發展的問題。

有很多地方高校不是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和地方的聯系不緊密，所設學科專業跟地方產業對接程度不高，培養人才難以滿足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地方政府為了集聚人才，常常會自己另外拉一個平臺，造成了資源的浪費，乃至高校與社會間的脫節。所以，我們建議地方政府把高水平的平臺和區域的研究中心建到當地高校，用高水平的平臺集聚人才，同時反哺我們的教學科研，為地方高校培養地方需要的人才提供支撐，進而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對區域發展形成重要戰略支撐。

安徽大學作為地方高校，堅持為地方服務的辦學定位，其中有幾個主要的核心理念：

第一是“服務安徽”。我們認為，安徽大學首先應該是“安徽的大學”。如果不能為安徽經濟社會發展做出實際的貢獻，我們發表再多的論文，拿到再多的基金，對省委省政府來說都感覺到不解渴。

第二是“立地頂天”。地方高校必須要先“立地”，要精準對接地方的創新鏈產業鏈，整合優勢學科資源和學術力量，推進學院重組、學科優化、專業調整，擴大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供給，以新動能求支持，以新優勢求發展。“頂天”是要打造戰略科技力量，加強與區域創新主體的協同聯動，共同推動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爭取關鍵技術和重大項目布局，加強科技成果源頭供給，打造高能級研發平臺，形成科技研發可持續的鏈條，在新領域“搶灘”，在新賽道“卡位”。

第三是“開放合作”。我們發現，很多地方高校特別是傳統的“老大學”，相對來講還是比較封閉的。不僅僅是“有圍墻”，更重要的是思想比較封閉，把自己封閉在一個圈子里。我們這幾年做的一個比較大的改革，就是突破“穩態結構”。我們發現像安徽大學這種老牌的地方本科院校，人的心態很穩，不愿意改變；學科專業很穩，你讓他搞一個新的方向，他可能就有很大的壓力，所以要突破。

第四是“融合發展”。通過科教、產教、校地等融合，協同育人，這是更深層次的安排了。我們最近正在安徽省滁州市共建高等研究院，將匯聚區域創新資源，在當地協同高校、院所、企業等創新主體，各揚所長、優勢互補，一體推動前瞻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化融通發展，努力趟出“新路子”，挑起“重擔子”。

是的。在了解產業布局和規劃的前提下，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比如，集成電路現在是安徽規劃的萬億級產業。習近平總書記在合肥主持召開扎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時指出，長三角地區要“聚焦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盡早取得突破”。安徽大學圍繞國家戰略和地方產業發展需要迅速行動，突破原來的學科定勢和學院設置，成立了集成電路學院，圍繞集成電路產業鏈培養人才，打造安徽的集成電路創新中心。同時，建設了安徽大學集成電路先進材料與技術產教研融合研究院，在全國高校中唯一同時建設4吋的和8吋的集成電路生產線，4吋半導體晶圓全套實訓線主要做實訓，做工程師人才培養；8吋先進封裝關鍵技術研發線主要做科研。政府、企業都很支持，企業贈送了我們價值1.5億的4吋實訓線，政府又投入2億建設，研究院現在已經成功入列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再比如，人工智能是安徽目前謀劃的五千億級的產業。安徽大學計算機學科是國家第一批重點學科，學科基礎很好，還有自動化、數學等相關學科做支撐。在整合學科資源的基礎上，我們成立了人工智能學院。成立以后，地方政府和企業都很感興趣，比如，蕪湖市的奇瑞汽車，正在研究無人駕駛，同時，蕪湖還是國家機器人生產的重要基地，所以奇瑞和蕪湖市政府都希望安徽大學在蕪湖建一個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

另外，我們還成立了大數據與統計學院，對接安徽五千億級數字經濟產業；成立了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對接安徽萬億級材料產業。

我們省長王清憲同志到安大看到改革的情況以后，非常高興地說，“你們這樣干我就放心了！”

對，我們是綜合性大學。

安徽大學所處的環境跟別的學校不一樣，安徽的孩子上“雙一流”高校的比例，在長三角地區，比別的省市，像浙江、江蘇和上海，低了太多。因此，盡管安徽大學是綜合性大學，但就安徽的地方需求來說，我們的規模還是不夠，所以我們這幾年還在做增量。

安徽省是長三角的組成部分，按照國家戰略，我們必須對標長三角。在這種情況下，適當擴大規模是安徽省委省政府給安徽大學的一項重點任務。我們在增量的過程中調結構。一次性撤銷了12個社會需求量不大的專業，這個壓力是非常大的，老師們還是能夠正確認識這個問題。按照學校的戰略，現在都非常平穩，大家的認識也很一致。

我們也在處理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的關系。作為“雙一流”高校，我們以高質量的基礎學科支撐應用研究，從原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最后走向生產。基礎學科和現在的工科之間是不矛盾的，比如我們世界一流建設學科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的氮化鎵材料，應用在手機充電器上，性能比常用的充電器高10%。我們還基于材料基礎研究，做成了新能源汽車的芯片等，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安徽大學通過調整結構，更加精準地以原始創新支撐安徽產業的創新發展。

我們以前大概是1：1，現在文科大約下降了10%，工科提高了將近10%。

對的。

這個現象不光是在中國，在德國也是如此。我在德國留學的時候，印象中認為德國孩子都對學習工科比較感興趣，但實際上，德國也有很多年輕人選擇了人文社科專業，也有很多年輕學生選擇經濟管理。

都一樣的。

安徽大學的哲學、歷史學、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專業，在安徽省處在龍頭地位，我們的文科優勢不能丟，必須做強。我們的徽學研究在國際上都有很大影響力，我們保護整理了戰國竹簡“安大簡”，發現了現存最早的《論語》《詩經》文本。

文化傳承創新是高校的一個重要職能，是我們必須要扛起來的責任。哲學、歷史、藝術等是引領人類文明和文化進步的重要力量，雖然它們不一定是現實生產力，但其深遠意義遠超現實生產力。不過事實上，在國際關系分析、中西文化爭奪陣地等方面，我們的預見性、系統性以及我們的智庫建設等，存在文科支撐不足的現象。一方面，有的學校為了平衡辦學成本，增加文科數量；另一方面，部分文科本科畢業生就業存在困難，如果文科大量招本科生，就會存在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因此，我個人認為現在在國際上，我國不是理工科弱了，而是文科弱了，文科這一塊必須要加強。這需要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

文科弱一方面是評價機制造成的。比如說文科的國家級稱號少，除了“長江”就沒有了，而理工科既能評“杰青”又能評“長江”；另外，理工科可以往院士走，文科也沒有。我覺得文科，特別是像政治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等基礎文科，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國家要高度重視。這些學科不一定要做很大的量，但一定要做精，只有這樣，我們國家才能在智庫建設、國家治理等方面，儲備足夠的智力支撐。

我覺得要加強宣傳，加強引導。對于文科怎么發展，要有一個分類指導的思想，國家更需要真正好的文科人才。

是的，我們也觀察到了這個現象。

現在在安徽，我們的招生量主要放在理工科。實際上，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孩子們也感覺到了理工科將來的發展空間比較大，并且職業選擇多，自己可控；文科的依賴性比較強，將來的流動性，包括為自己的發展去設計一些路線，就困難一點。

我覺得要改變這個現狀。不要讓大家覺得學習不好的學生才去學文科，而是真正有興趣才去學文科。學生有興趣，才能真正投入學習，將來真正把我們國家的人文社會科學做起來，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安徽大學提出“文科要做精”，“不增體積增重量”。國家需要文科，我們不但可以培養一些通識的文科人才，我們還能培養一批文科精英，這對于國家治理是有重要作用的。

這就是要找準我們的定位了。安徽大學在安徽省是有優勢的，這個優勢在于我們是安徽省委省政府主管的排第一的高校。從我們自身而言，安徽大學要把安徽的發展緊緊抓在手上、放在心上、頂在頭上，跟中科大、合工大錯位發展，我們之間承擔的戰略任務、服務的角度不一樣，安徽大學能夠和其他兩個學校相互補充、相互促進。我們培養的高層次人才大部分留在了安徽，例如，集成電路龍頭企業長鑫存儲去年一次性從安徽大學招了83個學生。

兩所學校的發展定位是有區別的。我在合肥學院做了很多年的改革，主要是中國應用型高等教育體系建設，培養一線工程師，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示范。安徽大學不一樣，是要培養有一定創新和研發能力的工程師。

合肥學院和安徽大學，這兩所學校的發展路徑不一樣。合肥學院是一個開放度很高、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學校。在合肥學院，我們干了幾件比較大的事情，主要是借鑒國際上的應用型高等教育理念，建立中國的應用型高等教育體系。在合肥學院工作時，特別是我從國外回來這將近20年時間，我們一直在做改革，研究中國應用型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分類發展。我們參與了很多國家標準的制訂，包括評估指標體系的制訂等等，所以一直是站在國家前沿的。我們也很有收獲，拿了2個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1個二等獎，時任德國總理和中國總理共同去看我們的合作成果展，中國1400批次高校代表團來校學習。

而安徽大學的工作，挑戰在哪兒？就是怎么讓一個傳統的、結構非常穩的學校，轉變為地方黨委和政府很依賴的學校，把它的學科優勢和辦學優勢轉變為區域發展的戰略力量。可以說，合肥學院更多是做服務支撐，而安徽大學作為地方“雙一流”高校，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成為區域發展的戰略力量。

當然這也是比較難的，產業要做到世界第一，還需要很多其它的協同條件。

是的，作為地方高校，我們要研究地方的發展規劃，要研究地方政府的工作報告，要知道他們在想什么，這個是很關鍵的。

懷部長講的非常正確。如果你連當地政府的發展規劃和工作報告都沒看過，怎么能夠融入地方呢？怎么能夠服務區域呢？我們地方高校一定要跳出我們自己的小圈子，就是懷部長講的“跳出教育看教育”。

高等教育的“雙元制”是一個深度產教融合體系。德國的“雙元制”目前發展很快，在一年多的時間，增加了很多的“雙元制”專業，德國現在的“雙元制”已經做到了研究生教育，但是“雙元制”的專業也沒有超過他們國家本科專業總數的10%，規模相對比較小。它主要是把企業和學校作為一個共同的人才培養主體。我們從2016年開始，和德國大陸輪胎公司一起做了一個“雙元制”高等教育項目。有很多東西我們不能照搬，比如說學生要被一個企業錄取，同時再被學校錄取，他作為企業的員工在你這里上學，這在我們國家現階段是做不了的。

是，現在我們做的“雙元制”高等教育，是跟德國企業一起，選學生愿意參加的項目，然后再進入到“雙元制”培養，一年在學校、一年在企業，這樣的一個模式，效果是不錯的。合肥學院的同事們還在繼續做，下一步是要做好推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