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眼里的UCLA

蔡康永是在1990年獲得UCLA電影電視研究所編導制作碩士學位，其出的幾本書上或多或少的提到了他的這段留學的經歷。

蔡康永在《LA流浪記》中詳細記述了自己在UCLA的經歷。下文的部分內容摘自1998年《痛快日記》， 里面的一段康永回味自己念電影研究所時寫的隨筆。較《LA流浪記》，更實在更明白地說明了他為何求學以及感受，希望對正在申請的寶寶們有幫助。

每次翻書，看到寫書的人自我介紹的部分，心里就忍不住納悶——“這些家伙，除了從一個大學畢了業、再從一個研究所畢了業、再進了另一個大學去教書之外，他們這輩子就什么好玩的事都沒發生過嗎?

對很多愛寫書的蛋頭學者來說，事實的真相，恐怕正是如此——他們的人生，除了分別用A大學、B大學、C大學來當坐標之外，的確沒有更理想的標點符號了。

然而，不可否認的，這些人會這么心甘情愿、而且理直氣壯、而且與有榮焉的，勇敢把以大學為坐標的人生地圖，公布在大家的面前，一定是因為——這么幾所大學的名字，總能夠代表些什么吧，總能夠證明些什么吧!

是啊!大學的名字，到底能夠代表些什么?到底能夠證明些什么?

這樣的問題，一旦被提出來，就好像是當著氣象播報員的面，問他那張看起來很了不起、實際上模模糊糊的衛星云圖，到底是在搞什么鬼一樣。

從大學階段的英文系念完以后，我就知道文學不可以再往下念，再念勢必會傷害我對文學海闊天空的信賴。

因為已經確認：寫東西必須靠自己，對這條路就暫且放下心來。當時左思右想，覺得電影這池二十世界的大渾水，是非要去沾惹一番才行的。寫字畢竟已經會寫，電影卻完全不會拍，不趁此時練就武藝，更待何時?!

下手一查美國各研究所概況，立刻發現老牌名校幾乎全部不設研究所階段的電影課程，原因無他，一言蔽之——他們覺得拍電影算不得是殿堂上的學問。

就拿常春藤諸大盟校來說，當中就只有哥倫比亞大學一家，心不甘情不愿的設了一門 “導演學與編劇學”的專業碩士學位，算是過濾掉拍電影過程中那些太缺乏人文色彩的技術部分，當然，也同時節省了驚人的硬件器材費用。我還記得那時坐鎮該研究所的，正是以《飛越杜鵑窩》和《阿瑪迪斯》威鎮影壇的大導演米洛斯福曼。

其實不要說是雄霸美國東北角的這些老名校，就算是其它上品上級的大校如普林斯敦、柏克萊、西北、威斯康辛麥迪遜分校等等，也都最多只肯設立電影理論的相關研究所，沒興趣把拍電影的學問，開成專門的研究所。

在加州大學的求學過程，當然還讓他見識了各式各樣的大校風范。像該校對這樣一個外國學生所知不多，就給了學費全免的優惠;或者天方夜譚般請到影史上第一大師奧森威爾斯駐系指導;或者是全力協助學生實現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學態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學生必須擔任電影業中各類職位，并與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強硬原則。

所有這些經歷，都使他相信了大學理念，并非日趨縹緲的空談，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課程設計、靠號召人力、靠資金運用來逐步架設完成的。

蔡康永說：我的性格，受困于體制的可能，遠超過受惠于體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學的體制下，我很扎實的受了惠，原因很簡單—— 那個體制，是一個敦促人良性競爭、成全人自我實現的體制。

大學之所以能“大”，大學之所以能“學”，都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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