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6年3月1日起，中國科學院正式實施一項重磅新規：全院范圍內不再使用公共財政資金，為全球30多種頂級核心學術期刊支付論文發表相關費用。這意味著，今后中科院系統內的科研項目經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各類財政支持的課題，將徹底不再為海外高價期刊買單。此舉并非禁止發表高水平論文，而是從經費源頭上斬斷對國際商業出版商天價費用的依賴，標志著我國科研評價體系開始真正告別 “唯論文、唯期刊” 的舊模式，邁向更加理性、更重實效、更具價值導向的新階段。

　　當前，全球學術出版領域已形成高度壟斷、一家獨大的格局，五大國際商業出版社牢牢掌控著全球核心學術期刊與頂尖論文發表渠道，它們分別是：荷蘭愛思唯爾(Elsevier)、德國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英國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美國威立(Wiley)、瑞士賽捷(SAGE)，這五家巨頭幾乎壟斷自然科學、醫學、工程、人文社科等領域的頂級刊物，旗下囊括《自然》《科學》《細胞》及其系列子刊、各學科頂級期刊以及高影響力的核心刊物，所有論文定價權、審稿標準、發表規則均由它們主導，形成了“全球科研成果、海外平臺發表、天價費用買單” 的畸形生態。2026年，五大出版社的文章處理費(APC)收費標準持續走高，普通SCI期刊單篇收費普遍在2000—3000美元，醫學、生物、材料、化學等熱門領域收費更高。進入中科院停付清單的30余種核心刊物，收費更是達到天價水平，少則5000美元，多則7000美元以上，折合人民幣單篇費用就高達3.5萬—5.2萬元之間。以2026年主流高價期刊為例：施普林格?自然旗下《自然 - 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單篇收費7350美元，細胞出版社旗下《細胞報告》(Cell Reports)單篇收費5790美元，美國《科學進展》(Science Advances)單篇收費5450美元，威立旗下《先進科學》(Advanced Science)單篇收費超過5500美元。

　　更為驚人的是，中國早已成為五大出版社最大的論文來源國與最大付費方。2025年公開數據顯示，中國學者在五大出版社發表的論文總量，占其全球發文量的30%以上，部分頂刊如《自然 - 通訊》《科學進展》中的中國作者占比竟高達40%，穩居全球第一。龐大的發文量背后，是天文數字般的公共資金外流。據權威統計，2025年全年，中國高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向五大國際出版社支付的論文發表費、版面費、文章處理費總額高達9.09億美元，折合人民幣超過64億元，遠高于我國聯合國年費(6.8億美元)。這筆巨額資金，幾乎全部來自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科技部專項、省市科研項目、高校事業經費，歸根結底是全體納稅人的血汗錢。另外，單本期刊一年即可從中國拿走數億元：僅《自然—通訊》一本刊物，2025年中國學者便貢獻2.4億元人民幣版面費；《Scientific Reports》一本期刊從中國收取費用高達3.04億元；《科學進展》《細胞報告》等刊物，年度從中國獲取的發表費用均以億元計。這種 “高發文、高付費、高外流” 的嚴峻現狀 ，在 2025年表現得尤為突出，中國成為全球學術出版市場中由單一國家承擔巨額出版成本的最主要貢獻者，大量科研經費持續流向海外商業出版商，成為我國科研體系中不容忽視的經費損耗與沉重負擔。

　　這股歪風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刮起的。從彼時起，國內逐步興起了一場長達三十多年的論文狂熱浪潮。這股風潮愈演愈烈，最終演變成全社會片面追逐論文數量的普遍現象。究其根源，這種局面背后有著深刻的制度導向、評價慣性與現實壓力，主要集中在三個關鍵方面。

　　第一，職稱晉升、學位授予與崗位考核高度綁定論文，形成剛性壓力。從90 年代初開始，國內高校、科研院所、醫院等體制內單位全面推行量化考核制度，博士生畢業、講師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主治醫生升副主任醫師，無一不把 “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 作為一票否決的硬指標。一名高校青年教師，如果在聘期內沒有發表足夠數量的SCI論文或國內核心期刊文章，不僅無法晉升職稱，還可能面臨崗位解聘、非升即走的巨大壓力；一名醫學生想要順利拿到博士學位、進入三甲醫院，必須在畢業前發表1—2篇高水平論文；一名科研人員想要拿到項目、保住團隊，也必須持續不斷地發表成果。論文不再僅僅是學術成果的體現，而是變成了個人職業發展的 “入場券” 與 “敲門磚”，這種從上到下的硬性要求，直接催生了全社會對發表論文的巨大需求。

　　第二，高校排名、學科評估與 “雙一流” 建設，將論文數量推向極致。進入2000年以后，隨著985工程、211工程、“雙一流”建設相繼啟動，高校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而論文數量、高被引論文數、頂刊發文數，成為衡量一所大學實力強弱、學科水平高低最直觀、最冰冷、最易量化的指標。在教育部學科評估、國內外大學排行榜、地方政府對高校的績效考核中，論文指標都占據極高權重。一所985高校能不能進入第一梯隊，一個學科能不能被評為 “A類學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每年發了多少篇頂刊論文、引用率達到多少。學校為了提升排名、爭取更多財政撥款和政策支持，只能將任務層層分解到學院、教研室、課題組，甚至給教師下達年度發文指標。這種自上而下的論文數量任務布置，讓高校成為向國際期刊投稿的主力軍，也讓中國在短短十幾年內論文總量迅速躍居世界第一。

　　第三，長期“唯論文、唯帽子、唯學歷、唯獎項、唯資歷”的評價體系，進一步固化了重數量、輕質量的風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國內學術評價簡單化、指標化，一刀切傾向日益明顯：水平高不高，看論文；能力強不強，看期刊；項目好不好，看發表。不少單位不看研究的實際價值、不看技術突破、不看解決了什么真實問題，只看文章發在什么檔次的刊物上。這種導向使得大量科研人員不得不優先追求發文速度與數量 ，優先選擇那些易出數據、易發表、易登上高影響期刊的“短平快”課題 ，而不愿意投入精力去啃那些周期長、風險大、真正關乎國家戰略需求的 “硬骨頭”。久而久之，整個學術界逐漸形成了重論文發表、輕成果轉化、重數量堆砌、輕原始創新的固化路徑依賴。年復一年，日復一日，這種慣性不斷強化，最終演變為愈演愈烈的論文崇拜。

　　在這樣的評價慣性與考核壓力之下，我國科研體系逐漸陷入了 “數量繁榮” 與 “轉化短板” 并存的矛盾之中。這種以數量為核心的模式，衍生出一系列突出且不容忽視的深層次問題與弊端。一方面，我國論文總量已經穩居世界第一：2024年SCI收錄中國論文共計86.68萬篇，占全球總量32.9%；高水平國際期刊論文占全球39.2%；熱點論文(近兩年高被引)占比達53.2%，首次過半；在材料科學、工程技術、化學、環境與生態學、物理學、計算機科學等9個學科領域，論文被引用次數均排在世界第一位。另一方面，論文數量巨大，卻沒有轉化為相應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權威數據顯示：我國高校有效發明專利實施率僅為16.9%，其中真正實現產業化的比例僅3.9%；而美國高校專利許可與轉化率長期穩定在42%–50%；美國全社會科技成果轉化率約50%–60%，而我國卻在30%左右。大量論文停留在紙面、實驗室和職稱材料里，真正能夠走向產業、解決關鍵技術問題、形成核心競爭力的成果尚不多見。論文數量世界第一，轉化能力卻明顯滯后，形成 “高數量、低質量、高發文、低轉化” 的尷尬局面 。

　　反觀我們的近鄰日本與韓國，在學術評價與科研導向上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清醒取向，他們更強調解決實際問題，重視科技成果轉化，而非盲目追逐論文數量與國際頂刊發表。日本學術界長期奉行 “重原創、重質量、輕數量”的原則，高校與科研機構不設置年度論文發表硬性指標，職稱評審不把SCI論文數量作為唯一依據，而是綜合考察研究深度、行業貢獻與長期價值。日本科研人員可以安心從事周期長、風險高、短期難出論文的基礎研究，許多諾貝爾獎級別的成果，正是在這種寬松、務實、重長期價值的環境中誕生的。日本高校與企業深度綁定，科研立項以產業需求為導向，專利轉化與技術應用在科研評價中占據重要權重，整個科研體系鼓勵把論文寫在產業第一線，把科研成果落在實際應用中，一切創新聚焦實際問題解決。韓國同樣走“市場導向、企業主導、產學研協同”的路線，政府與高校不再單純以國際頂刊論文數量論英雄，而是將專利數量、技術轉讓收入、企業合作項目、解決產業難題作為核心評價指標。三星、LG、現代等大企業自建研究院，與高校聯合攻關，科研成果直接對接生產與市場，半導體顯示、新材料等領域的科技成果轉化率長期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論文夠用、轉化為王”的健康生態。日、韓兩國的實踐充分說明，科技強國的核心不在于發了多少篇論文，而在于能否真正解決實際問題，形成技術優勢與競爭力。

　　如今，中科院正是立足國內發展現實，并對照國際先進經驗，發布了向國際高價頂刊“停付令”，此舉恰逢其時，意義深遠，早已超越單純的經費管控范疇。首先，能夠有效節約巨額公共科研經費，每年數十億元納稅人的資金不再大量流向海外商業出版商，而是更多投向基礎研究、人才培養、核心技術攻關和科技成果轉化，真正把錢用在刀刃上。其次，這一舉措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破除 “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唯帽子” 的重要指示精神，有力推動 “破五唯、立新標”，從根本上扭轉簡單以論文數量、期刊檔次來評價學校優劣、評價人才水平的錯誤導向，讓科研真正回歸創新本質、回歸國家需求、回歸解決實際問題。最后，此舉為提升我國學術話語權提供了重要契機，倒逼中國自主學術期刊做強做大，加快建設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英文高水平期刊，逐步把學術評價標準、成果發布平臺、價值闡釋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著力推動中國學術從“跟跑發表” 向 “自主引領”轉變，不斷提升中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話語權、規則權與影響力。

　　作者介紹：

　　岑建君，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出國留學服務分會理事長、教育部國際司原司長、中國駐美大使館教育處原公使銜參贊、南南國際教育智庫研究院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