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給了不及格，于是一個大學老師被家長威脅，還有同學集體投訴，個別同學甚至以走極端來威脅。更有意思的是，最后補考，學校不再讓這位老師命題、閱卷，換人命題閱卷，結果仍有一位同學不及格，只有56分。于是在其要走極端的威脅下，相關部門與負責人復核后的結論是可以“酌情”加4分，而這位授課老師宣稱甚至被剝奪了“登分”的權利。

　　這是西安的一位大學老師近期向媒體反映的一個情況。一切源于《GNSS原理與應用》這門考試，72人參加考試，38人不及格。具體情況還有待調查，目前只是這位老師的一面之詞，但我們還是可以有一個大體的判斷，這個基本情況是存在的：因為判很多同學不及格，被家長找關系，直接威脅，被學生集體投訴，甚至個別同學威脅走極端。最后學校相關部門不得不妥協，以息事寧人。

　　這位老師質疑說：如果分數可以隨便更改，對認真聽課學習的同學是不公平的！這位老師很委屈，對學校處理也頗有意見，但學校也有實際困難：真出了極端事件怎么辦？學校肯定會被家長纏訪，社會輿論批評指責，陷于萬劫不復。

　　此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的尷尬現實：進了大學，一般情況下基本就需要都給及格，畢業，否則就有各種壓力襲來，不僅僅是人情關系，更有同學家長的尋死覓活的威脅，學校和老師只能就范。也許有人說，依法治國，不應該讓學校承擔責任，問題是，學生出意外，你們看到哪個學校最后能全身而退的？至少也是一地雞毛。這也是一種中國國情。一個意外，往往會癱瘓一個學校的日常運作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高校可以寬進，但不能嚴出。在精英教育時代，高等教育的質量還是可控的，但普及化后，這個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尖銳。去年媒體關注到一些省市本科線不足300分，其實早在2021年，黑龍江本科線最低僅有280分(理科)。放眼全國，本科線300分左右比比皆是，專科線普遍也只有100多分，想考不上大學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大量知識基礎與儲備不足，甚至沒有基本學習習慣的孩子都進了大學。也因此，高校普遍出現了“驅趕式學習”，嚴抓日常行為規范，“逼”大學生學習。有人說，對于一些不愿意學習的孩子，能到課堂睡覺已經算對得起老師了。

　　面對這些同學，如果更多老師嚴守考試關，質量關，可能很多人是無法及格，畢業，怎么辦？前兩年教育部為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嚴控出口質量關，嚴令禁止高校搞不符合規定的送分式的“清考”，但據我所知，很多高校變相用其他方式替代，目的還是盡可能讓孩子們畢業，拿到學位與畢業證。

　　在大學老師感慨現在學生一屆不如一屆的同時，學校老師不得不放水，降低考試難度，以方便學生畢業，學校老師這樣做有錯嗎？肯定有錯，但問題是，嚴把質量關后，出現極端事件，誰給他們提供支撐？更何況，大面積不及格，拿不到畢業證，也的確涉及社會穩定，這些家長學生都很難接受，又怎么辦？

　　如果不全面堅守質量關，280可以上一個本科，380/480/580/680也還是一個本科，基本都能畢業時，我們又如何指責用人單位搞出身歧視？

　　其實西方發達國家比我們早一步實現了高等教育普及化，他們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經驗可以參考借鑒。比如榮譽畢業生制度，即根據不同的成績，授予不同等級的學位，英聯邦國家這套制度也比較成熟，是完全可以考慮學習借鑒的。

　　既然我們不得不讓280到680的孩子都進大學，甚至都畢業，那么就在畢業證與學位證上進行區分。有榮譽畢業生，也有普通畢業生，可能是一個現實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