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城市學院人文學院教師蔡淵迪因所帶的《古代漢語》等三門課程的卷面不合格率都在30%以上，被學校要求就此問題作解釋說明并提供整改方案。

　　滿懷悲憤的蔡老師把學校的要求以及他的說明都掛在了網上，并公開質疑，“我當然可以降低考試難度，也可以按照既定的課時量減少學習的分量。那學生對于一門課的基本知識要求怎么辦？當一個從我們這里畢業的學生走上工作崗位、面對考研試卷時，他的古代漢語、古代文學知識不過關，影響到升學率、就業率了，怎么辦？”

　　即，可以降低考試要求，但我們如何保障質量？

　　是蔡老師水平低嗎？顯然不是，恰恰蔡老師的水平受到了同學們的肯定，也受到學校多次獎勵表彰。是考試難了嗎？蔡老師也斷然否定。他舉例說，考試題問《孔雀東南飛》的主人公分別是誰和誰？這道題的錯誤率在50%以上。

　　蔡老師在公開回應中悲憤地表示，很多人勸他不要太認真，但：“對于教學的‘認真’，不是我的主觀意愿，是天性使然，不得不然”，也是原則：“士可殺不可辱”!

　　此事讓我想起了西安科技大學“按鬧給成績”事件。

　　一門課考試，72個人中38個不及格，于是十幾個同學聯名舉報課任秦老師，還有家長托關系威逼利誘，甚至還有學生以死相逼。最后學院安排補考，由其他老師命題、閱卷，不幸的是，還有一個同學考了56分，最后相關負責人竟然手寫說明認為可以酌情改為60分，還要求秦老師按此登分，最后秦老師忍無可忍，把此事捅給媒體。東窗事發，此事掀起軒然大波。

　　難道只有這兩位老師，這兩所學校遇到類似問題嗎？肯定不是!

　　應該說，當下類似現象在地方高校并不鮮見，這兩位老師無非是因為堅持原則，才揭開了一個蓋子，一個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現實：高等教育普及化后，有一些學生是缺乏足夠學習能力的!

　　1999年的大擴招，徹底改變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模式，中國高等教育進入“狂飆模式”。

　　1998年，全國本專科招生總量108萬人，1999年就增長至160萬人，一年增加52萬人，這是一個什么概念？1990年到1998年僅增長48萬人，也就是說，這一年增量就超過了90年代的總和。

　　2023年高校招生總量超過1042萬人，和1998年相比，增長了約10倍，研究生招生則增長了約20倍。中國高等教育迅速跨過大眾化，進入普及化，去年毛入學率已經超過60%。

　　2021年高考的錄取比例達到了93%。

　　2024年全國高校畢業生1179萬，幾乎占到城鎮新增勞動力的90%。

　　從錄取分數上看，慘不忍睹。高考滿分750分的情況下，2021年本科(理科)最低線僅有280分(黑龍江)。廣東是高考報名人數第二多的省份，2021年高考專科征集志愿，無論選物理，還是選歷史，分數線僅有100分。考慮到后兩門搞賦分制，如果我們合理扣除后兩門實際的起評分(各40)，分數線的要求幾乎可以忽略。想要考到低于這個專科征集志愿的分數線幾乎不可能，考不上大學已經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在這種背景下，大量知識儲備不足，學習能力不足，甚至不愿意學習的學生大規模進入高校，這樣就必然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如何保障質量？尤其是如何讓不愿意學習的孩子也愿意學習，能畢業？

　　很多學校采取了驅趕式學習，即把大學生當中學生管，比如要求學生必須坐在教室的前排，否則給處罰，核心還是防止上課開小差。東北有高校上午十一點前學生宿舍不開門，以防止學生回宿舍睡覺打游戲。很多學校都有輔導員與家長的群，以隨時通報孩子掛科情況，避免被家長指責：你怎么不早說？

　　有很多專家批評說，“大學在把大學生當中學生管”!他們不知道的是，現在很多大學生真不如當初的中學生，學校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一些學校與老師甚至被迫只能在教學與考試上放水。

　　原因也很簡單。一旦出現不及格或拿不到畢業證，萬一哪個孩子因此尋死覓活，學校與老師吃不了兜著走，必引發無窮無盡的麻煩。學校是無限責任公司，老師就是那無限責任公司的職員，是一條線上的螞蚱。

　　但如果不嚴把質量關、出口關，280分是一個本科，680分還是一個本科，高等教育的質量如何捍衛？我們又有何理由抨擊批評“出身歧視”？

　　如果我們無法做到讓大量的學生畢不了業，不妨學習西方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過程中的做法：榮譽畢業生制度。雖然多數都畢業了，但拿到的文憑的含金量是不同的。有普通的，也有不同等級的榮譽畢業生。既給了大家活路，也保護了質量，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