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北、河南、浙江等地都傳出高中將要實行雙休，引發熱議，在老師們歡呼終于有了自己的雙休時，很多家長卻堅決反對，甚至質疑此舉是為培訓機構開辟新市場。表面上看，這僅是作息時間的調整，實則折射出教育領域深層次的矛盾。

　　按規定，中學本也是雙休，但實際情況卻是：在很多地方，高中往往是單休，而到了高三，某些學校甚至一月才休息一天。這種現象源于高考競爭壓力形成的“囚徒困境”，也同樣是部分家長強烈反對雙休的原因，即：普通高考多是同省考生之間的競爭，當石家莊嘗試推行雙休時，若同省份的衡水仍不雙休，就意味著兩地學生存在學習時長差異，這種擔憂迫使石家莊也只能放棄雙休。

　　顯然，和禁止補課一樣，本來是天經地義的高中雙休，卻因“囚徒困境”的存在難以落實。要想徹底落實雙休，僅靠一個行政命令恐怕不夠，我們必須看清并解決“囚徒困境”背后的核心推動力：

　　第一，家長群體的過度教育訴求。

　　“實行雙休”最多、最大的反對聲來自家長。重視孩子的教育，是中國優良傳統文化，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種重視已經遠遠超過了正常值。在對于更好、更高教育的追求上，尤其是面對中考、高考這種關鍵升學考試時，家長往往不封頂，不設限。面對家長強大的壓力，學校不得不屈服。

　　朋友的孩子在北京某著名中學上學，當年讀初三時仍然是雙休，于是家長頻繁施壓學校與校長要求補課，而理由就是初三升學在即，“隔壁”也在補。最后在家長的“圍攻”下，學校被迫在周六補半天。

　　這種文化傳統不會因為教育制度與招生制度不同而有區別。遍布舊金山硅谷以及世界各地唐人街的輔導班就是一例。2016年，學而思就在美國開辦分校，而核心課程就是奧數。2021年“減負”新政后，好未來董事會決策業務重心全面轉戰海外，服務海外華人。

　　第二，重復訓練有效果，甚至效果顯著。

　　伴隨高中與大學教育的全面普及化，在一味追求平穩的要求下，中高考命題逐漸呈現水平化，甚至固化特征，知識點和題型重復，甚至順序都不變，學生與老師多數都知道三年后要考什么。在這種背景下，重復訓練就有顯著的效果，于是全民刷題、全民應試。這也是“衡水模式”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高強度的應試訓練有用。

　　同時，伴隨升學考試的水平化，人人都能得高分，升學競爭更為慘烈，分分計較中，讓更多的家長、老師和考生不得不在意一分的得失，重復刷題的重要性不言而明。

　　第三，地方政府的政績驅動。

　　家長的訴求往往轉化為地方政府的訴求與政績觀。日前陜西某縣級市市長在年度人大會上發言說：老百姓對GDP是無感的，但是對教育和醫療有感受，而教育的核心就是升學率。具體這位市長對當地高中提了什么要求不得而知，但不難猜測，他或許會順應家長的訴求，支持鼓勵補課，以提高升學率。事實上，受傳統文化因素的影響，很多地方仍把升學率當成政績在宣傳。

　　我雙休，你不雙休，于是為了贏得這場競爭，我也不得不放棄不雙休，即所謂“囚徒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幾乎無解。但如果我們能實事求是，緩解或者部分緩解還是有可能的。

　　第一，能否讓高考無試可應？打破命題固化模式。

　　無論是多上一天課，還是加班加點刷題，背后的動力在于我已經知道要考什么，即命題的水平化與固化帶來的針對性重復訓練是有明顯效果的。一旦高考去水平化，模式化，無論是知識點還是題型不再重復，就如上世紀80年代那樣，前一年的高考題和后一年的沒有關系，多數人就不再去刷題了，因為刷題無效，因為無試可應！

　　按說這一改革會對重復訓練造成毀滅性打擊，也是教育評價改革的要求之一。但近年這類改革，都被喊難的聲音所阻擊。比如2022年高考以數學為代表的命題改革被一片喊難聲所阻擊，并被一些人扣上增加負擔的帽子。2025年研究生招生考試筆試中的英語與政治考試也被批評為十年最難，兩次都是因為反刷題，“沒有押中”就變成了難，簡直成了笑話。

　　第二，盡可能降低家長的期望，引導教育預期回歸理性。

　　眾多家長成為補課的推動力量，既有對孩子教育的樸素追求，也有當前教育評價體系的誤導：在討好式考試下，眾多家長對孩子的學習缺乏客觀的評價，在虛高的成績面前，一方面，誤以為自己的孩子是“神童”，有極大可能進清華北大；另一方面，對水平考試下分數殘酷的競爭有更焦慮的心態。

　　坦率地講，近年來，一些地方減負的思路是存在方向性問題的，比如在考試上一味追求讓考生有分數的獲得感，給大量的家長造成錯覺與誤導。以北京中考為例：2022年，在滿分660的情況下，海淀區18000多名考生中，絕大部分都在600分以上，0—500分之間的幾乎可以忽略。在400-500分區間，僅有407人，但在651分上，就有413人。

　　如此虛高的分數，讓大量的家長產生錯覺，以為自己孩子也是“神童”，距離登頂僅一步之遙，誤以為多上幾個輔導班，多刷幾道題就可以邁進清華北大的大門，于是學校不補，自己就到外面去補。

　　因此，我們不妨嘗試，讓日常的考試(測驗與監測)回歸常態，讓一部分家長與孩子早早醒悟，死了這條心。在我們不以考試成績決定影響孩子受教育權利的情況下，為什么不可以通過建立科學的評價標準，讓孩子成績回歸本來的常態，有區分度，呈現真實的正態分布？面對一些殘酷的成績，一些孩子和家長也容易早點醒悟，選擇更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不是拼命刷卷子，卷成績。

　　第三，針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觀偏差，沒有更好的辦法，如果我們想清楚了，要堅決落實，就建立嚴厲的問責機制，嚴懲重罰，“殺無赦”。

　　當然，在雙休問題的治理上，我們也不必過于理想化，也需要實事求是，否則也容易引發新的問題。

　　校外輔導班的全面興盛，和我們曾經錯誤的減負是有著直接關系的。嚴格的“3點半放學”，把相當一部分學生直接推給了輔導班，這也是現在推行課后延時服務的根本原因。在輔導班興盛的時代，重災區主要是義務教育階段，尤其是小學，反觀高中一直不是重點，這其中就與大量高中不是雙休，學校承擔了主體責任有關。

　　因此，在高中雙休的治理上，我們也不應該過于理想化，一些有較高追求的家長，即便我們實行雙休，他們必然走向培訓機構。因此，我們至少可以仿效課后延時服務一樣，向一部分同學和家長提供一個選擇：周六可以自愿到學校自習，而不是一味追求政治正確，理論正確，無視國情文化，把一些家長與考生簡單推向社會輔導班。

　　總而言之，教育改革的復雜性要求我們既要堅持原則，又需保持靈活。在推進雙休政策時，應當平衡各方訴求，通過制度創新打破惡性循環，最終實現教育生態的良性發展。這需要政策制定者展現智慧與魄力，更需要全社會形成教育本質的共識——培養全面發展的人，而非考試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