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8日下午，中國科學院大學懷柔雁棲湖校區，原本300個坐席的階梯教室擠下了420多位學生，隔壁的直播教室里也滿滿當當地坐著200多名同學。

　　教室門口貼著一張海報：“改革先鋒進校園，潘建偉院士來啦!”

　　按照規定的開講時間，中國科學院院士、“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潘建偉撥開擁擠等候的人群，走上講臺，回憶起自己親歷的那段改革開放與科技報國的歲月。

　　理解幸福：從玉米糊上抹豬油到科技報國

　　最近，潘建偉的孩子們去了趟福建，在那里他們參觀黃花崗72烈士之一林覺民的故居，重溫《與妻書》。潘建偉對孩子們說：“如果沒有這么多人為中國的未來探索，就沒有國家和人民的幸福，更不可能有個人的幸福。”

　　回想過去，潘建偉對“幸福”的理解是伴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步伐漸漸清晰起來的。

　　“我是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切身感受過改革開放以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面對講臺下烏央的聽眾，潘建偉回憶。

　　小時候，潘建偉在農村里跟著外婆長大。那時，村里鄰居普遍米不夠吃，常常得吃玉米糊，如果哪家條件好一點，就會在玉米糊上抹點豬油，周圍的鄰居就會很羨慕。于是，在幼年潘建偉的心中，幸福就是玉米糊上摸的那層豬油。

　　之后，潘建偉在縣城上中學的那幾年里，家鄉搞聯產承包責任制，與親戚朋友的書信往來間，他發現大家都吃得越來越好。當溫飽不再成為問題時，在潘建偉心中，學習就成了件幸福的事。

　　1984年，潘建偉考入浙江東陽中學，這所中學也是著名物理學家嚴濟慈先生的母校。高中期間，潘建偉就明確了自己對物理的興趣和科技報國志向：“我想成為科學家，用科學為國家做點事情。”

　　使命接力：從老一輩科學家到新一代創新者

　　在潘建偉看來，科技報國不僅需要科技知識，更需要強大的精神動力。

　　“中國近代史上，很多有名的科學家其實最初并不擅長做科學，他們靠的是強大的精神動力。”潘建偉說。

　　曾經，被譽為“中國近代力學之父”的錢偉長先生文科成績很好，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中文和歷史都是100分，而物理只考了5分，化學和數學一共只有20分。但是，由于同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錢偉長先生決心棄文從理，為科技報國而轉學物理。

　　“科技報國對于國家發展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從那時起，直到新中國成立后，老一輩科學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夢想——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讓中國回到世界舞臺的中央。”潘建偉說。

　　在他看來，老一輩科學家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下，成功研制了“兩彈一星”，奠定了我國穩固的大國地位，也完成他們的使命。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飛速發展，但過多依賴要素驅動，掌握的核心技術有限，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這是我們這一代科技工作者新的使命。”潘建偉說。

　　改革創新：科技工作者大有可為

　　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求學期間，潘建偉接觸到了量子力學，但是當時科研條件有限，相關文獻和實驗條件都十分匱乏。于是，潘建偉決定，出國看一看。

　　1996年，得益于改革開放，潘建偉留學奧地利，第一次見到了導師蔡林格(Anton Zeilinger)教授。當時，導師問潘建偉以后有什么打算，潘建偉回答：“我想要在中國，建一個和您實驗室一樣世界領先的量子物理實驗室。”

　　2001年，在中科院690萬經費的支持下，學成后的潘建偉回國開始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組建實驗室。

　　量子物理實驗室需要激光器、電子學、材料學、探測技術等各方面的人才資源。為了組建這個實驗室，潘建偉國內國外兩頭跑，也將一批有志于從事量子物理研究的年輕學生送出國門，他們有一條不成文的約定：學成后必須回國。

　　在國家系列人才計劃的支持下，年輕的學子們陸續學成歸來，漸漸形成了一支優勢互補的團隊，在國內開展的系統性工作。

　　2011年，中科院實施空間科學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量子科學實驗衛星獲得立項。得知消息后，潘建偉的導師蔡林格教授主動請求參與合作。

　　2016年8月16日，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發射成功，在國際上率先實現了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星地高速量子密鑰分發、地星量子隱形傳態等三大科學目標，我國在量子通信領域躋身國際領先地位。

　　《自然》2017年重大科學事件評價稱：“國際同行們正在努力追趕中國，中國現在顯然是衛星量子通信的世界領導者。”

　　回憶起那段歷史，潘建偉感慨：“如同改革開放一樣，科學研究需要以開放的態度充分合作。只要我們在國際上保證國際合作與交流，在國內保持開放合作的態度，并在國家的支持不斷努力，中國人也可以做很好的科學。”

　　“曾經，我們經過近百年的探索，終于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創新驅動。如今，科技工作者處于大有作為的偉大時代，我們要承擔起科技報國的歷史使命。”潘建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