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改革 賦能一流大學建設的后發優勢

任少波

(2023年12月10日)

　　一流大學是教育強國建設的戰略支撐。當前高等教育面臨新的形勢，就全球趨勢而言，以智能化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和教育變革；全球科技競爭、人才競爭、資源競爭日趨白熱化，深刻影響高等教育發展格局。在這種背景下，各國更加重視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世界一流大學積極探索新的發展模式，比如斯坦福大學2025計劃。同時，數字化技術賦能高等教育轉型發展越來越成為全球共識，2022年4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教育的未來簡報》，闡釋了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發展趨勢。就國家戰略而言，黨的二十大作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的戰略部署，黨中央將高等教育放在建設教育強國的龍頭地位，強調把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作為重中之重，賦予高校新的戰略使命。當前，教育部正在編制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有力推動教育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中國人民大學時強調，“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不能跟在別人后面依樣畫葫蘆，簡單以國外大學作為標準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國大地，走出一條新路。”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實質就是尋找和構筑后發優勢的過程。經濟學的“后發優勢”理論指出，相對落后的國家可以通過技術引入、制度變革等，形成少走彎路、效率激增、顛覆創新的后發優勢，走出更加適合自己的道路。世界一流大學建設也存在“后發效應”“后發優勢”。我國建設一流大學具有制度優勢、組織優勢、文化優勢、社會優勢等，同樣可以尋找并激發后發優勢，走出跨越發展的新路。

　　在一流大學建設中走出新路、找到后發優勢，首先要把握世界一流大學興起和發展的驅動力量。從世界一流大學發展歷程看：早期大學是在宗教和人文知識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等為代表，神學、哲學、法學等人文知識的傳承傳播推動了近代意義上大學的興起。教學科研并舉則推動了近代一流大學誕生，以柏林洪堡大學等為代表，強調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并重，“為科學而生活”的理念在大學發展史上引起了革命性變革，歐美一流大學成批涌現并引領潮流。強勁的社會需求驅動了現代一流大學的崛起，以威斯康星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為代表，在強大社會需求牽引下，依托政策支持，迅速獲取社會資源，使一批一流大學迅速崛起。新的發展趨勢是，世界一流大學通過創新創業的互動引領社會，比如斯坦福大學等通過前沿科學、高新技術賦能創新創業，在支撐國家和區域發展中實現了快速發展。所以，不同時代的革命性力量驅動了高等教育改革發展，大學與前沿科技、新興產業的緊密互動已經成為一流大學興起和發展的動力源泉。

　　當今科技和產業革命已經進入數字化時代，這為新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提供了產生后發優勢的歷史條件。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教育數字化是我國開辟教育發展新賽道和塑造教育發展新優勢的重要突破口”。在數字化方面，我國一流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處于接近的起跑線，可以通過數字化改革，發揮數字技術跨領域、跨時空、跨層級、跨系統等優勢，全面賦能一流人才培養、一流科研創新、一流社會服務和一流大學智治，為中國一流大學構建后發優勢尋找突破口。

　　我們認識到，知識傳承和創新范式的變化是驅動大學發展的革命性變量。從科學史的視角看，科學革命的實質是范式轉換，當前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發展帶來了以AI驅動為顯著特征的新范式——AI for Science，正推動科學研究從感知革命走向認知革命。進入21世紀以來，以冷凍電鏡為代表的科學儀器極大拓展了科學家的感知器官，引發了感知革命；面向未來，大模型支撐的大科學裝置則是大腦的拓展，必將引發科研范式進入認知革命時代。人類的科技和知識傳承創新范式正在發生重大的革命，這種范式變革也必將給教育發展帶來革命性新動能。大學是塑造認知、拓展認知、轉換認知的前沿陣地，以數字化驅動認知革命重塑大學的教育、科研、服務和治理模式，將是搶占未來先發契機，實現一流大學跨越發展的突破口。

　　一是數字化改革賦能人才培養模式轉型。通過數字化改革推動教育的認知范式轉換，以學生成長為中心重塑知識結構，尊重學生的個性化認知需求，使教育過程充分匹配學科專業新進展、產業發展新需求、人才培養新目標。在理念上，要從傳統的“標準化教育”轉向“個性化學習”；在模式上，要構建“以學生成長為中心”的學習模式；在空間上，要打造虛實融合、內外融通的新型教學空間。浙江大學構建數智驅動的“以學生成長為中心”的全鏈路一體化教學支撐體系，努力實現全過程、交互式課程管理服務，在響應學生同時異地、異時異地學習需要方面作了系統化探索。

　　二是數字化改革賦能科研組織形式革新。數字化改革給學科專家使用人工智能開展科學研究帶來革命性契機，使規模化、智能化解決問題成為可能，促進了科研效率的數量級提升，推動科研組織方式從“作坊模式”轉變為“平臺模式”。浙江大學正圍繞AI for Science布局面向各個學科的領域大模型，推動科研組織變革，提升科研產出效能。學校還發起“西湖之光”算力聯盟，整合多方資源，打造算力開放平臺，支撐領域大模型，賦能科研創新和產業孵化。

　　三是數字化改革賦能文化傳承與創新路徑拓展。通過數字化改革，創新知識傳播與共享的方式，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數字化復原、回歸與留存，為社會提供高水平文化服務。浙江大學完成國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國歷代繪畫大系”，以全球領先的高清數字化技術，拍攝、收錄海內外263家文博機構的12405件中國古代繪畫藏品。目前，“大系”在海內外巡展27次，特別是在國家博物館展覽13個月，參觀總人數近400萬人次，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傳世“國寶級”繪畫珍品，正以數字化形式走向社會和大眾。

　　四是數字化改革賦能大學整體智治系統重塑。數字化改革推動高校管理體制和治理結構迭代升級，提升一流大學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實現管理更加精細化、決策更加科學化、服務更加人性化。通過數字化手段，對管理工作和業務流程進行重新設計和構建，促進組織和人員結構優化，對大學組織體系、運行體系及保障體系進行結構性改造、調整和重建，從而實現大學治理的系統重塑。浙江大學近年來積極推進數字化改革，面向多跨場景應用，努力打造辦事更加便捷、服務更加友好、環境更加智能、模式更加創新的整體智治系統。

　　人工智能引領的數字革命，加快了高等教育系統性變革，也給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帶來了新的機遇。一流大學建設要緊緊把握全球數字化發展形勢和世界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把握后發優勢，通過數字化創新教育科研和社會服務模式，進一步走向世界一流大學前列。

　　【本文系浙江大學黨委書記任少波12月10日在2023高等教育國際論壇年會上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