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關鍵之年，是深入實施“十四五”發展規劃的攻堅之年，是啟動實施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的開局之年。

　　這一年，職業教育戰線圍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和全國教育大會精神，以高質量發展為主線，打造多元辦學、產教融合新形態，探索職普融通、學生成長成才新通道，深化職業學校“五金”建設、關鍵辦學能力提升新路徑，營造職業教育國際發展的新環境，攜手提升世界職業教育治理能力。

　　這一年，職業教育科研工作被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國職業教育科(教)研工作會議成功召開。會議繼2011、2016年之后，時隔8年再次召開，開啟建設職業教育科研“大網絡”“大團隊”，通過“大協同”有組織科研推動事業發展的新階段。職業教育科研服務《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的編制，開展專題研究，組織各級各類職業教育科研機構、300余位專家，圍繞職普融通、產教融合、職教高考、關鍵辦學能力、教育數字化等重大專題，深入一線實地調研，開展論證，形成40余萬字的調研報告，助推了政策的出臺。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大會上發布《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報告》。這份基于研究的發展報告以大量客觀事實、翔實數據和典型案例，全景式展示了2012年以來，特別是2022年以來中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格局性變化，在世界職業教育大舞臺上全面展示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讓中國職業教育成果從本土深耕走向世界輻射。

　　這一年，職業教育戰線努力厘清中國職業教育在中國式現代化大坐標中的歷史方位和責任，積極應對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針對職業教育轉折期、躍升期的現實問題、重點問題、難點問題，開展深入研究和探索，取得系列成果。

　　一、“教育強國、職教何為”的職教發展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深刻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的“六大特質”“五對關系”“八大任務”，為加快推進教育強國建設提供了指導遵循。學界聚焦教育強國背景下職業教育的功能定位、核心任務和路徑策略進行系統研究，指出職業教育必將在推進教育強國建設中發揮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教育強國背景下職業教育的功能定位

　　有研究認為，教育強國的內涵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國家整體教育實力強，這是教育強國建設的基礎;二是教育功能發揮強，即教育助推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服務支撐能力強，這是教育強國建設的關鍵，是判定教育強國與否的根本標準。有研究發現，“人的技能實質性發展”比“平均受教育年限”更能顯著影響經濟長期增長水平。職業教育以技能為介質、以技能人才適配產業需求為鏈接，肩負著“對位連接”和“有效供給”的重要責任，發揮著支撐經濟發展的關鍵效能。教育強國建設下的職業教育，既要加強自身高質量發展，提升國家教育總體實力，更要充分發揮好對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支撐力，即應當同時具備完善的職業教育體系與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賦能機制。

　　(二)教育強國背景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主要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指出，要“構建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體系，大力培養大國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體系建設是高質量發展的引擎，職普融通、產教融合是職業教育服務助推教育強國建設的主要路徑。

　　職普融通事關我國教育改革發展全局，是以教育強國建設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之舉。有研究指出，雖然我國多地開展了職普融通的實踐探索，但尚未形成完備的制度體系和成熟的實踐模式，主要存在認識偏差、制度缺失、標準不統一等問題，導致“融不進”“融不通”“融不好”等多重困境。要在提高認識、完善制度、創新模式、健全機制上推進職普融通，促進教育體系實現雙向內循環，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產教融合是提高職業教育服務支撐能力，助推強國建設的根本路徑。產教融合本身并非目的，而是途徑和手段。不同類型的知識融合、技術技能積累與創新是產教融合的主線與實質，實現“育人—興產—強國”的邏輯串聯，才是產教融合的真正目的。對于教育強國建設背景下職業教育產教融合高質量發展策略，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要以“一體兩翼”為載體，以多元辦學塑造產教融合新形態;二是夯實產教融合的制度基礎;三是創新校企合作機制，促進校企人才培養過程全方位緊密對接;四是構建產教融合的人才評價機制和共享流通機制。

　　(三)全面深化職業教育綜合改革的推進路徑

　　從教育大國到教育強國是一個系統性躍升和質變，必須錨定建設教育強國目標，以改革創新為動力，以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為方法論，全面深化職業教育綜合改革。一是加強黨的領導，深化職業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創新。二是聚焦新質生產力，建立完善教育科技人才統籌推進機制。三是加快數字化轉型，以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四是打造“職教出海”新引擎，提升我國教育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五是建設技能型社會，優化職業教育發展生態。

　　二、“一體兩翼”為核心的產教融合豐富與深化

　　職業教育戰線緊緊圍繞“一體兩翼”建設，深入推進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新模式試點，強化地方政府統籌發展職業教育的主體責任，加快推進市域產教聯合體和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建設。目前，全國已建成34個國家級市域產教聯合體、237個省級市域產教聯合體、2個國家級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和1100多個省級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逐漸由注重經驗積累轉向關注建設成效。在研究領域，重點關注以下研究內容和趨勢。

　　(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內涵不斷深化

　　縱觀經濟社會變革和職業教育發展進程，產教融合逐漸呈現開放性、復雜性與適應性的特征與要求。有研究者認為，從系統觀的角度看，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更加強調“鏈”的思維，職業教育不再是孤立的教育環節，而是與產業發展、技術創新、人才培養等各個方面緊密相連的有機整體。構建協同發展的整體架構，以及多層次、多維度的省域、院校職業教育評價指標體系成為產教融合研究的核心主題。有研究者認為，從創新的角度而言，在“四鏈融合”理念引領下，產教之間的融合已經超越簡單的教育與產業資源對接，進入知識與技術技能的深度融合。職業教育已不再僅扮演知識傳授者的角色，更是技術創新與產業應用的驅動者。

　　(二)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生態系統逐步形成

　　有研究者認為，隨著產教融合內涵變化，二者之間由原來的線性關系逐步變為關涉多主體、多要素互動的生態系統。這樣的生態系統首先需要建立一定的組織場域作為聯結的紐帶與運作場所，其次依托產教融合生態系統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高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質量。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組織形式在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都展現出層次有序的生態結構，其中在宏觀層面的模式探索尤為突出。在組織場域構建中，宏觀上指向區域發展，以市域產教聯合體和跨區域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為依托，分別從 “塊”上提升職業教育與地方經濟結合的緊密度和從“條”上加強職業教育與行業發展需要的適配度。由于這兩種組織形態都屬于跨界組織，旨在提升人才培養質量、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助推科技產業化，學者們從結構化理論、共生理論、產業集群、集體行動等視角探討了這類組織如何建設與運行的問題，并提出通過整合區域內資金、技術、政策等資源，建立產教高度匹配的資源共享平臺，共同探索職業教育多元合作的培養模式。

　　(三)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體系不斷完善

　　產教融合治理的有效運作高度依賴政府、行業等多元主體的積極協同參與，政府在統籌規劃、協調各方關系、提供激勵保障等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因此，諸多研究著重強調了政府的主導地位。首先，政府應致力于構建全面且適配度細致的法律框架，明確產教融合共同體的核心功能、長遠目標及各參與主體的具體權利與責任范圍。其次，應設立科學合理的成本共擔與政府補償機制，有效激發企業參與產教融合的熱情與積極性，推動各類資源在不同主體之間實現高效的整合與共享。再次，政府應大力推動相關平臺的建設，構建區域產教融合中心及信息發布平臺。最后，政府要建立科學的監督評價體系，運用數字化技術手段對產教融合過程與效果進行全面、實時的監測與評估。

　　三、綜合高中熱議背后的職普融通理論探究與現實審視

　　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兩種類型教育，推進職普融通始終是我國教育體系改革的重要命題。2024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再次強調“加快構建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體系”。2024年職普融通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三個方面。

　　(一)綜合高中是否能夠真正實現職普融通?又該如何建設?

　　我國綜合高中的探索由來已久，但并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效。2023年，《關于實施新時代基礎教育擴優提質行動計劃的意見》提出“要推動普通高中多樣化發展，積極發展綜合高中”。2024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推動高質量發展”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教育部副部長吳巖在會上提出，推進“職普融通”，建設一批綜合高中。我國再次將建設綜合高中作為推進職普融通的重要舉措。如何吸取歷史經驗，明確新時期綜合高中辦學路徑是學界研究的重要命題。不少研究者通過調研國內綜合高中辦學實踐發現，綜合高中的建設仍面臨著政策、標準、教學等方面的困境，建設僅停留在“形式”上，并不會促進各類教育融合發展，對我國而言，綜合高中難以整合各異質主體溝通銜接，并且在探索過程中職業教育被“矮化”和“犧牲”成為普遍現象。對此，有觀點認為當前我國應謹慎探索綜合高中建設，不宜以統一標準大規模舉辦綜合高中，應充分賦權地方探索和實踐，在發展中試點布局，保持足夠的彈性和靈活性，建議鼓勵地方明確綜合高中辦學經費額度與使用標準、鼓勵地方探索綜合高中招生政策、加強對地方建設綜合高中教師隊伍的支持力度、鼓勵地方試點探索綜合高中學生多樣化升學路徑。

　　(二)推進職普融通是否需要取消中等職業教育?

　　推進職普融通引發關于中等職業教育如何發展的討論。有觀點認為，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老百姓的升學需求不斷提高，傳統以就業導向的中等職業教育合法性受到直接質疑。特別是在民間教育視角中，取消中等職業教育，延遲職普分流至高中后，更能直接緩解教育焦慮問題。有研究指出，當前我國依舊存在著對中等職業教育的需求，不能就中等職業教育就業屬性的弱化而簡單將其取消，關鍵要結合新時期社會發展目標重新定位其功能。特別是在當前國家大力推動高中階段學校多樣化發展背景下，需要發揮職普融通的關鍵作用，要以中等職業學校為抓手打破高中階段學校類型同質化困境。

　　(三)當前我國推進職普融通辦學實踐面臨著哪些困境?

　　我國職普融通的實踐探索同時涉及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兩個階段。當前，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通過舉辦綜合高中試點校、開設職普融通班等方式，探索推進職普融通試點工作，取得初步進展和成效。但是課程資源、制度保障、社會氛圍仍是阻礙當前職普融通實踐的關鍵。在基礎教育階段，職業教育吸引力不足、人民群眾對過早普職分流反響強烈、完善相關推進制度存在困境等因素，制約著職普融通工作的推動。在高等教育階段，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在目標定位、培養方式、專業設置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使得相互之間的轉化變得相當困難，相對應的國家層面學習成果認證、積累與轉換制度的構建滯后，職業教育被視為“兜底”教育的固有觀念依舊存在。

　　四、數字化全面賦能職業教育變革

　　2024年，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進入新階段，從聯結為先、內容為本、合作為要的“3C”走向集成化、智能化、國際化的“3I”，通過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臺深度應用、人工智能賦能教育、數字化助力國際化等多方面的舉措，推動著中國數字教育不斷取得新突破，職業教育數字化取得顯著成效。在研究領域，研究者主要聚焦于四個方面開展討論。

　　(一)師生數字素養的養成提升

　　職業院校師生數字素養的提升與培育養成，成為研究熱點。有研究指出，培養學生的數字化創新與終身學習能力成為數字化的關鍵任務，教師與管理者的數字素養則是數字化的關鍵要素。提升學生數字素養，有學校將分層分類理念融入課程設計，促進人工智能與專業教學緊密結合。有省份將“人工智能應用素養”通識課納入職業院校專業人才培養方案，推進AI通識教育與專業特色相融合。

　　有學者通過對教師數字能力與素養框架體系的比較研究，提出需要構建符合中國自身需求的數字能力框架，據此開展針對性較強的師資培訓與發展計劃，全方位提升教師數字素養。由教育部教育數字化專家咨詢委員會牽頭，聯合上百所職業院校，編制的《職業教育教師數智素養指標體系》，為職業院校開展教師數智素養評價提供了明確指導和可行框架。

　　(二)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的應用

　　職業院校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應用方面進行了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有學者指出，人工智能技術可通過對海量評價數據的深度分析，挖掘出隱藏在數據背后的教育規律與問題。有學者指出，人工智能能更精準地衡量學生在數字化學習過程中的成長與進步，突出個性化學習的價值，為教學的持續改進與學生的長遠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有學者認為，當前研究多為觀點闡釋，無法回答人工智能如何有效促進學習、教學和評價等核心問題。因此，研究應更加注重實踐導向。一些職業院校自行建設了多場景應用的大模型，更多學校借助智能圖譜進行職業能力分析，開發AI生成式數字人等。如在實踐領域，有職業學院建設職業教育專有大模型“知行大先生”，依托學校智能算力中心，連接阿里云、華為云、天穹云等算力資源，采用國產開源大模型基座，連接產業、專業、崗位、課程方面的標準庫、知識庫、案例庫、任務庫、項目庫等多元數據，通過人類智能與機器智能(AI+HI)的協同融合，為師生提供AI助學、AI助教、AI助訓、AI助管等智能應用創新場景。

　　(三)實訓數字化與智能化的推進

　　有研究者認為，通過元宇宙、虛擬現實等技術的應用，學生可以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實際操作，模擬職業場景，增強職業技能的體驗性和實踐性。有研究者指出，利用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等前沿技術，模擬真實的工作場景與操作環境，可幫助學生在虛擬環境中反復實踐操作，有效彌補傳統實訓教學資源不足、風險較高等缺陷。職業院校在實訓數字化與智能化探索實踐中，出現了全天候運行、虛擬仿真、遠程+真實、跨場所、實訓數字化智能化管理等趨勢。在實踐領域，虛擬仿真實訓方面已經建設實訓資源7.8萬個，總瀏覽量為51萬次。《職業教育數字化發展報告(2023版)》調查數據顯示，超過93%的學生認可虛擬仿真實訓的作用。

　　(四)數字治理體系的構建

　　研究者從目標、模式、技術支持、治理機制等方面對職業教育數字治理進行了探討，提出借助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手段，實現治理精準化、主體多元化與決策科學化的目標。具體而言，一是職業教育數字治理正加速向整體性治理范式轉變。智能化治理模式極大增強了職業教育管理的適應性與可持續性，使其能夠靈活應對復雜多變的教育環境與社會需求。二是通過構建數據中臺與智能決策支持系統，打破部門間數據壁壘，實現數據的跨部門共享與深度應用。三是傳感技術的應用為治理過程注入動態感知能力，實時捕捉教學與管理過程中的數據信息，推動職業教育治理模式從傳統經驗驅動向數據驅動的精準治理轉型，顯著提升治理效率與決策科學性。在實踐領域，截至2024年11月底，職業院校數據基座已與1 265所職業院校實現了動態連接，累計匯聚數據364億條;可以通過“一鍵擊穿”的方式對264所職業院校的特色應用場景進行查看，包括對近700所學校的2.6萬多間教室進行線上巡課。

　　五、職業教育國際化助力大國外交的布局路徑

　　2024年，教育部加快編制并實施職業教育布局體系，職業教育助力大國外交布局體系是三大布局體系之一，中國職業教育正成為中國教育對外開放新的支撐點以及中外經貿和人文交流合作新的載體。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大會在天津勝利召開，來自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600多位外賓參會，我國在職業教育國際交流合作中的話語權和主導權進一步增強，國際貢獻度和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提升。學界圍繞服務新型大國外交和國際產能合作、總結提升中國職業教育智慧和方案展開研究。

　　(一)突出服務新型大國外交

　　研究顯現，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呈現顯著的政策指引、服務國家戰略導向。在國家層面，更加強調職業教育國際化在服務新型大國外交和中國企業國際產業布局中的重要作用;更加重視職業教育出海項目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強調規范性和多樣化。具體而言，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發揮“職教外交”作用，成為提高中國國際影響力、服務中國新型大國外交不可或缺的力量;堅持“教隨產出、產教同行”，滿足中國企業海外人才需求，校企同行成為職業教育“走出去”的最大特色和優勢;打造品牌、創新機制成為職業教育國際化高質量內涵式發展的集中體現。在地方層面，注重策略創新，地方政府和職業院校通過打造職業教育國際交往中心，推進組團式出海，發揮地緣優勢、深化與周邊國家的職業教育合作，進一步拓展了職業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領域。

　　(二)職業教育國際化研究視域不斷深化

　　在政策推動和實踐探索下，職業教育國際化研究視域不斷深化。一是研究主題不斷細化，逐漸從宏觀過渡到微觀，由面及點，逐步聚焦中外合作辦學路徑、優化職業院校留學生培養對策、開拓職業院校教師國際化發展模式等，體現更強的針對性。二是研究內容不斷深化，緊跟大國外交步伐，聚焦與東盟、非洲等區域和國家的職業教育合作，強調打造開放協同的職業教育國際合作生態圈，提升合作效益等。三是研究視角更為多元，從職業教育國際化推動中華文化傳播、助力國際產能合作、推進教育強國建設、打造中國特色職業教育體系等不同維度，理解職業教育國際化的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從而在世界坐標體系及對比中發揮中國優勢，進一步傳播中華文化、深化中外交流與合作，提升國際聲譽和影響力。

　　(三)中國職業教育國際化實踐方案日趨豐富

　　案例研究成果展示，伴隨“更有作為”的新型大國外交和中國企業走出去新階段，中國職業教育國際化實踐方案更為豐富。一是職業教育國際化境外辦學品牌更響亮、服務更精準。例如，以“魯班工坊”“鄭和學院”等為代表品牌項目，基于自身辦學基礎和專業優勢，精準了解“走出去”企業技能人才培養需求，提供高質量國際產能合作技能人才;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與柬埔寨共建柬華應用科技大學，探索海外職業教育本科院校發展新模式。二是“留學中國”品牌影響力持續提升。職業院校發揮專業與技術優勢，設置適應“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個性化技能人才培養方案，持續提升“留學中國”品牌影響力，推動中國成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學生留學主要目的地。三是開發優質職教資源，推廣中國職業教育方案。職業院校堅持國際性與特色性、先進性與適用性相結合，攜手行業企業、國外學校共同研制符合當地需求的標準與資源，促進我國優質職業教育資源的國際推廣與傳播，輸出中國職業教育經驗。

　　六、新“雙高”建設理念轉型引領職業院校高質量服務能力提升

　　2024年是第一輪職業教育“雙高計劃”的收官年，也是新一輪的謀劃年。教育部部長懷進鵬強調，“要進一步深化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創新推進以‘辦學能力高水平、產教融合高質量’為導向的‘新雙高’建設”。一年來，學界重點關注以下三個方面。

　　(一)由內部發展轉向外部貢獻的建設導向

　　教育部副部長吳巖提出新一輪“雙高計劃”要體現四個變化：一是在定位上，要從注重自身辦學條件改善、自我循環發展的小邏輯，轉到服務產業發展及區域發展的大邏輯上;二是在標準上，要推動建立新的標準框架;三是在遴選方式上，要強調雙向奔赴;四是在任務上，要由眼睛向內變成眼睛向外，強調服務水平。有學者認為我國進入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的新階段，新一輪“雙高”應更多從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人的全面發展要求出發，突出服務產業和融入地方貢獻度，系統推進專業、課程、教材、師資及實習實訓五大關鍵要素的建設改革，培養培訓行業企業和技術發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有觀點認為，“雙高計劃”建設項目既體現了整體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觀，也體現了新時期特定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戰略，要推動高職院校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推動區域產業轉型升級，滿足區域經濟發展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著眼于區域發展的長期秩序。

　　(二)探索科學有效的遴選機制

　　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彭斌柏提出，“雙高計劃”要優化調整評價指標，科學遴選“雙高計劃”建設學校和專業群，強化目標評估、過程評估和結果評估，推動“有進有出”。有研究探討了“省域”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現實挑戰與發展策略，強調省級政府在推進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中的關鍵作用。有研究指出，“雙高計劃”政策效應存在區域異質性。有研究分析了第一輪建設中的差異化特色化發展、匹配產業發展需求、省級主責作用發揮等方面的問題及成因，指出應關注部省校協同機制，通過國家、地方、學校三方的分權治理體系，解決新階段職業教育自身發展面臨的問題和產教融合高質量的制度建設問題。圍繞職業本科學校是否納入“雙高計劃”建設，一種觀點是職業本科學校作為實施高等職業教育的重要主體，代表我國職業學校發展的較高水平，應當納入新一輪“雙高計劃”建設院校;另一種觀點是職業本科要避免擠占高職院校的項目建設資源，單劃賽道，確保公平性。

　　(三)建立“服務好、支撐好”為目標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

　　圍繞評價標準問題，有學者認為在第一期“雙高計劃”建設中，部分院校在制定任務時過度依賴已有的稱謂式項目和成果而忽略學校內涵建設，建議新一輪的績效目標要避此類項目。有研究者認為，應進一步加強績效評價體系和方法論框架的研究，對目標進行全面、客觀、準確的評價，同時注重過程評價和結果評價相結合，加大優秀案例和評價成果的推廣應用。

　　圍繞具體指標設定，有學校提出我國東中西部各省份的經濟發展情況、產業布局情況差異很大，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評價標準，難以衡量出學校對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的貢獻度。有學者建議新一輪“雙高計劃”應注重評價指標操作性、可比性和公允性，引入多方評價，提升績效管理的科學性、一致性和規范性。

　　七、堅持職業教育特色的職教本科辦學

　　2024年，職業本科院校數量增至51所。各職業本科院校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緊密對接現代產業體系，優化專業設置，探索高質量辦學路徑，培養一批高技能人才隊伍。職教本科辦學實踐逐漸步入規范化、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在此過程中，職教本科辦學主題研究呈現兩個方面的新進展。

　　(一)職教本科辦學定位呼喚職教特色堅守

　　職教本科辦學定位須堅守職業教育屬性，這是提升職教本科教育質量的核心要義，更是適應高端產業升級、對接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關鍵。一是在基礎理論研究層面，研究重點從內涵特征界定轉向價值功能挖掘。職教本科教育被視為國家技能形成制度的重要補充與創新，應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為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技術迭代和人才躍升貢獻力量。二是在合法地位研究方面，研究者指出職業本科院校正面臨規則、規范、文化—認知等多重合法性上的挑戰，亟須明確職教本科辦學定位。三是在發展路徑研究方面，重點從“誰來辦”轉向“如何高質量發展”。面對職教本科辦學規模的穩步擴大，學界強調優質職業本科院校應聚焦質量提升和社會認同兩個維度，進一步深耕應用技術創新，同時在堅守職業教育特色的前提下，確保高質量發展。

　　(二)職教本科辦學發展聚焦辦學層面的改革深化

　　近年來，職教本科辦學研究重心逐漸從宏觀政策層面轉向微觀辦學改革層面，深入探索教育教學基本規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人才培養成為研究的核心焦點。職教本科人才培養定位雖存差異，但各方主體在培養路徑上達成共識，即需基于類型教育人才需求調研，明確學生在工作實踐導向上的職業能力，以此構建拔尖技術創新人才的育人機制。其次，需一體化推進職業本科院校的學科與專業建設協同。學科建設是職教本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主流觀點傾向于以技術學科為核心，圍繞生產技術知識使命，實現學科與專業建設的深度融合與一體化發展。最后，職業本科院校的教師發展與團隊建設還需要加強。有研究提出 “技能大師+青年博士”等新型職業本科院校教師隊伍建設模式，全面提升教師科研素養和實踐能力，為職教本科辦學實踐提供堅實的師資力量支撐。

　　八、教育家精神引領下的職教師資隊伍建設

　　2024年8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弘揚教育家精神加強新時代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頒布，對弘揚教育家精神、打造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作出全面系統部署，是新時代新征程強教強師的綱領性文件。廣大職業院校教師深入踐行教育家精神，注重自身專業素養提升，強調師德師風建設，形成尊師重教的良好氛圍。在研究領域，職教師資隊伍建設主題研究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踐行教育家精神

　　學界對職業教育如何踐行教育家精神進行廣泛探討，認為教育家精神是職業教育實踐的精神支柱，對提高教育質量、增強教育吸引力具有關鍵作用。研究者從政治品質、職業準則、職業素養等多個維度提出踐行教育家精神的路徑，為職業教育教師樹立了明確的職業道德標桿。同時，教育家精神與師德師風、工匠精神緊密相連，共同構成了職業教育教師隊伍建設的核心。有學者指出，在教育家精神引領下，職業院校師德師風建設應強化理想信念，完善道德規范，深化教學改革，激勵教師創新實踐。教育家精神與工匠精神的融合，不僅提升了教師的職業尊嚴與責任感，還促進了技能傳承與職業精神的弘揚。通過價值文化引領、理論與實踐融合等多條路徑，教育家精神在職業教育師資隊伍建設中發揮了全面引領作用，展現出職業教育領域的高度專業性。

　　(二)教師教學創新團隊建設

　　大力推進教師教學創新團隊建設的目的在于打造高素質、專業化、創新型的職教師資隊伍。學界對國家級教師教學創新團隊建設成效進行深入探究。研究指出，當前我國教師教學創新團隊在建設思路與范式、路徑及策略上均展現出一定創新性，如以“樹立理念、牢記使命”為前提的建設思路。更多研究提出各具特色的建設范式并探討了多種建設路徑。在教師能力提升方面，有觀點認為通過優化團隊結構、深化校企協作等措施，能夠有效提升教師能力。同時，學界進一步深化了對團隊負責人角色的研究，認為作為目標的引領者、創新的推動者，其對團隊發展至關重要。此外，各省也持續推進省級創新團隊建設，形成“國家—省級—校級”三級協同發展格局，有力地支持了職業院校教育教學改革，推動了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

　　(三)健全教師管理制度

　　健全教師管理制度是職教師資隊伍得以科學建設的保障。首先，為適應新時代職業教育發展需求，各地不斷完善教師各項制度，從師德師風、管理、發展、評價及激勵等多方面構建治理體系。例如，廣西推進人事制度改革，創新管理方法，擴大選人用人自主權;浙江支持企事業單位人才兼職從教;上海健全完善多項制度，強化教師企業實踐，確保專業教師緊跟產業前沿。其次，學界積極開展教師考核評價研究，教育部發布《教師數字素養》行業標準，引導教師提升數字能力，職業院校教師數字素養培育成為研究熱點。此外，針對職稱評審權下放，地方著力探索分類管理、評價、考核機制，如湖北省推動教師評價綜合改革，實現專業教師動態管理。

　　九、扎實推進職業教育教材建設和管理事業高質量發展

　　2024年，在有關部門推進下，職業教育教材質量穩步提高，持續增加“國家級”職業教育教材，積極推動人工智能賦能優質新形態教材，研究優秀教材評價和評選標準，聚力打造職業教育的經典教材、優秀教材，以助力提高育人水平。在研究領域，重點關注以下三個方面。

　　(一)提升數字教材開發的標準化水平和適應性

　　數字教材是2024年教材研究領域的熱點話題，相關研究重點關注三個方面：一是數字教材的定義和屬性。研究者觀點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數字教材是紙質教材的數字化平行版本，是將紙質教材中承載的知識以數字化形式呈現并構成一種新形態的教材，強調二者之間的相互不可替代性;另一類，將數字教材理解為一種學習材料的系統集成，要充分發揮數字化賦能教材開發和使用的功能。即到底是“數字化的教材”還是“教材的數字化”之爭。二是分析為何開發和使用數字教材。研究者提出，相關影響因素包括職業知識屬性、職校生學習方式偏好、職業教育教學環境等，提出開發和使用要服務學生深度學習、教學空間內的多元互動。三是數字教材開發方法論體系的建構。研究者提出，數字教材開發的核心是立足不同類型的職業知識，分類呈現知識的數字化形式;注重對數字技術的靈活運用，如大模型、知識圖譜和能力圖譜繪制、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等。職業教育內部應形成數字教材創作、審核、發布(發行)、應用的完整閉環，要加強對數字教材內容的審核、用戶隱私保護，打通數字教材開發的市場化鏈路。

　　(二)優化職業教育高質量教材開發的激勵機制和政策環境

　　教材建設是“五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激勵一線教師編寫和使用優秀教材，也是研究領域的重要主題。有研究從分析規劃教材入手，揭示影響高質量教材編寫和使用的因素。第一，教材編者，尤其是主編是影響教材質量的關鍵因素，主編的學校和企業實踐經歷、編寫隊伍的異質性、技術資質、教學經驗的豐富度和同行認可度等的影響較為突出;第二，以重大項目為牽引的投入和激勵機制，是促進優秀教材生產的重要因素;第三，知識開發質量顯著影響教材質量，技術理論知識和技術實踐知識的選擇和組織邏輯，均會影響教材呈現和使用效果;第四，對學生認知水平和學習能力的分析，以及將分析結果如何應用于教材的內部設計，會影響學生使用效果;第五，教材管理制度也會影響優秀教材的編寫和使用，如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處理，會影響教材內容專業性水平，而央地兩級教材規劃的功能定位不同，會影響不同省份對優秀教材的遴選。

　　(三)構建中國特色職業教育教材選用監測體系

　　2024年，教育部啟動了中職統編三科教材選用情況全國調研，啟動研制職業教育專業課國家規劃教材選用監測方案及配套指標和平臺。這兩項工作構成了中國特色職業教育教材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著職業教育教材從開發到選用，再到反饋的閉環機制正式形成。研究者指出，為進一步完善職業教育教材監測機制，區域層面應建立數字化、智能化的職業教育教材建設使用監測平臺，組織專家團隊基于職業教育特點編制監測評價體系，定期采集職業學校教材建設和使用信息并進行數據挖掘、分析，強化監測功能，著重監測教材選用率、新版教材選用率、自編教材選用率和國家規劃教材、獲獎教材、優秀教材選用率，以及所開設課程是否按時選用教材、教材選用程序是否規范等指標，注重將散布于不同部門，涉及教學、科研、管理等領域的內部平臺或數據庫整合起來，并基于“為了改進”的理念，處理好監測結果的反饋與問責。

　　注：2024年中國職業教育科研發展報告由總報告與9個分報告組成。總報告執筆人：劉紅、陳驍、車明朝、陸宇正、陳嘉靖、邢菲。分報告負責人(排名不分先后)：郭靜、潘海生、劉曉、韓錫斌、張慧波、孫輝、李建國、曹曄、李政。總報告由分報告成果整理提煉而成，參考文獻在分報告中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