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其中，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加強基礎研究、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加強學風建設、弘揚科學精神和工匠精神等表述備受關注。青年一代肩負著科技強國的光榮使命，惟有傳承和弘揚科學家精神，拿出“坐得住冷板凳”的決心，刻苦鉆研、求真務實，才能擔當起時代賦予的使命。

耐得住寂寞才有更多“嫦娥”奔月

李丙

　　在哈爾濱度過最后一個冬天，我的博士生涯也即將結束。求職、投簡歷期間，我發現不少基礎科學專業的朋友都選擇了“跨界”找工作：化學專業的同學轉行進入行業咨詢公司;學生物的同學做起了證券咨詢;本科學習數學專業的朋友在讀了計算機專業的碩士后，最終進入了某互聯網“大廠”……

　　一些朋友放棄專業研究，雖然心有不舍，卻也是多方面衡量后的選擇。基礎科學研究本來就是又苦又累的“冷板凳”工作，與之相比，不少年輕人都更青睞收入更高、環境更好、更有活力的互聯網工作。而且我發現，由于基礎學科學生就業面較窄，很多人在選專業時就會避開基礎學科，轉而選擇大數據、計算機等更加熱門、前景更好的專業。

　　同時，基礎學科領域的評價體系也有待改善。與應用科學不同，很多基礎學科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出成果，有時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的不斷研究和投入。而現行的科研評價體系對成果的快速產出要求很高，導致目前不少科研成果局限于表層研究，不利于基礎學科重大問題的解決。此外，由于基礎學科評價體系以SCI論文發表為重點，使得基礎學科領域的成果轉化率不高，大多數研究都僅僅停留于紙面，難以解決工程實踐中的問題。這些現實問題，都成為年輕人堅守基礎研究的障礙。

　　基礎研究是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石，歷史上的偉大發明和創造，均離不開在相應領域的深厚基礎研究。從蒸汽機的使用，到交流電的大規模應用，離不開物理學家在動力學以及電磁學方面的基礎研究;化學、材料學以及物理學的結合，為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工業化生產開辟了道路;現代生活中，作為清潔能源的核能的大規模應用也離不開科學家們在原子物理學領域的深厚研究。可以說，沒有近兩個世紀以來的基礎研究，就沒有現代工業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

　　從“嫦娥”奔向月球，到“蛟龍”潛入深海，中國的科技實力和工程實力日新月異地發展和進步。在日常生活中，高鐵出行、一鍵約車、網上點外賣等新興模式，也讓我們不斷感受到科技創新帶來的便捷。但需要認識到，這些創新大多集中在科技應用層面。在基礎研究方面，中國需要追趕的道路任重而道遠。

　　其實，在基礎科研領域，年輕科研工作者更容易做出革命性和開創性的成果。縱觀近現代歷史，不少偉大的科學家都是在年輕時代就已經做出了開創性及革命性的成果。比如，愛因斯坦在26歲就提出了狹義相對論，海森堡在24歲建立起了矩陣力學，并提出不確定性原理及矩陣理論。這與青年時代思維更加活躍，較少被保守思想桎梏，更容易突破舊思想的束縛密切相關。基礎研究，更需要開創性的思維和豐富的創造力。

　　“十四五”規劃建議指出，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加強基礎研究、注重原始創新，加強基礎研究人才培養等。

　　對此，防止基礎領域的人才流失，鼓勵更多年輕人去做基礎科學研究，應成為重點。一方面，需要改變現有評價體系，建立起科學研究和實踐應用的雙向評價機制，改變單一的“唯論文論”評價方式，加大對基礎科研成果轉化的支持力度。中科院研究員袁亞湘就曾指出，除了論文，應更加看重研究工作在本領域的學術影響和同行專家的公開意見。

　　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年輕基礎學科科研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加強生活保障，為他們提供穩定、舒適的研究環境。基礎科學研究離不開濃厚的興趣，堅持不懈的耐心與好奇，如果年輕科研者們總是為了做項目、拿經費、出成果而忙碌，甚至因為與其他行業收入差距過大而焦慮，便無法塌下心來深入做研究。

　　從“短平快”的角度來看，基礎科學顯得有些“無用”。可正如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羅杰·科恩伯格所言：基礎科學在當下并沒有即時的應用，但在未來會解決很重要的問題。對國家未來的科技發展而言，讓更多年輕人愿意坐“冷板凳”，使他們能夠安心做研究，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學術誠信是科學精神的基底

陳志文

　　前兩年有韓春雨現象，今年更是爆出了某地方院校數學系超越北大數學系的笑話。

　　單單就規則而言，這所學校并未直接進行作假，也并非賄賂排名機構，而是很多數學系老師對規則的嫻熟掌握與利用。USNEWS排名規則中對高引用率權重較高，人為制造高引用率，讓該校一舉超過北大雄踞數學第一。

　　如果說追究該校的責任，大約只有一條，對高引用率的獎賞。但全國很多高校不也是這么做嗎?區別無非是程度與規則嚴密與否的問題。引用率本來是科研領域評價學術價值的一把重要的尺子，一旦我們把這個尺子作為衡量學術水平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指標，就徹底被異化了。當下，有個別大學與科研機構甚至直接出臺獎勵政策，鼓勵引用同一個學校或者單位同事的論文，以提高學校或某科研機構整體的學術聲譽，則是對規則的功利化利用。

　　評職稱看論文，于是就有一些教師制造出一堆沒有價值的論文，甚至是雇傭第三方不顧廉恥地定制論文。專利一度作為科研效果與成績的一部分，于是專利就井噴了，大量沒有實際意義的專利多如牛毛。

　　表面上是我們評價尺子出了問題，過于重視一些數字評價了，才有了“四唯”“五唯”的問題，但我想更進一步追問，我們為什么會喜歡用數字評價?難道大家都很傻?

　　肯定不是，首先是因為誠信。誠信文化的缺失，導致我們不相信定性評價，更喜歡用定量評——數字來衡量，認為數字評價一定能夠實現公平。

　　然而，只采納數字評價，功利文化就開始上陣了。極端功利化的應對，不斷扭曲各種指標，玩壞各種規則。比如SCI，比如引用率。

　　學術誠信不是獨立的，是整個社會誠信的一部分，也不可能獨立存在。因此，學術誠信的建設，需要從每一個人的誠信上下手。

　　誠信文化難道是人性的優勢?不是，是嚴懲重罰出來的。撒謊和作假成本太高，大到你無法承受，讓你不敢越雷池半步。就如法律的意義，是靠威懾實現的。

　　2014年8月，日本著名科學家笹井芳樹(Yoshiki Sasai)在研究所附近懸梁自盡，時年52歲。原因是其牽扯到一起學術不端事件，即日本著名科學家小保方晴子學術造假案。羞愧難當。而曾經聲名顯赫的小保方晴子則再也沒有機會進入研究領域，被“社會性死亡”。

　　去年，美國也被揭露出招生舞弊丑聞。一些有錢人通過賄賂體育教練，通過招生的旁門進了名校。被揭露后，不僅學生被退學，相關教練被罰重金、被判入獄，行賄的考生父母也一同被罰重金，被判刑入獄。

　　我們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酒駕入刑。酒駕屢禁不止，相關部門最后拿出殺手锏，酒駕入刑，這一惡劣風氣迅速得到了遏制，甚至催生出代駕這一新興職業。

　　如果我們一些教授、科研人員一旦被發現有學術不端或學術舞弊，不僅是開除、停職，而且一輩子不得從事教師與科研工作，丟了飯碗，他還敢嗎?

　　近年來，中央和教育主管部門多次下發文件，提出加強學風建設。例如，在《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中，響亮地提出“科研誠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在“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再次提及加強學風建設，堅守學術誠信。

　　我認為，只有從底層解決誠信的問題，才能順理成章地建立學術誠信的風氣;只有以最嚴格的措施懲戒學術道德失范者，才能切實捍衛科研誠信的生命線。

科技強國，“科”與“技”缺一不可

林威

　　記得剛上大學時，常有高中的朋友問我：你是學物理的，現在都在研究些什么?每當我聽到這樣的問題，都會禮貌而不失尷尬地回答：沒研究什么，打好基礎就要好幾年呢。高考時，我因為在物理競賽中得獎，得到了難得的保送機會，然而，面對各種光鮮亮麗的熱門學科的“誘惑”，我還是堅守住了自己對基礎科研的向往，選擇了形象低調，貴在“寬口徑、厚基礎”的數理基科班。

　　時光匆匆，不知不覺間，將近10年時光轉瞬即逝。當年如同“一張白紙”的那個基科班新生，已經成了實驗室里帶著新進博士熟悉設備的“老師兄”。在這個過程中，我取得了碩博連讀的推免機會，跟著導師做完了一整個項目，自己也有論文發上了核心期刊。然而，盡管我已經不再是那個什么都不懂的新生，對物理學科的理解也有了深入的發展，當有專業以外的朋友問我“你現在都在研究些什么”的時候，我還是免不了會感到頭疼——原因很簡單：就算我把我正在從事的研究再怎么清楚地講述給他們，他們也很難理解那些晦澀的科學術語，與此有關的基礎研究又到底“有什么用”。

　　說起來，有些事確實讓人倍感無奈——在大多數并不從事科研工作的朋友眼里，衡量科研工作者水平最重要的“金標準”，就是他們的研究多么“有用”。因此，和那些能夠較為直觀地與社會生產、經濟民生掛鉤的技術應用研究相比，基礎科研常常給人留下“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印象，進而被有意無意地忽視。

　　好幾次家族聚餐，都有知道我在搞科研的親戚對我舉杯，讓我加油為祖國芯片事業突破封鎖作貢獻。起初，我還會試著解釋自己做的是基礎科研，雖然一時和芯片搭不上邊，但對國家發展同樣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后來，我發現了解釋的無用，嘴里的回應也只剩下了“我一定努力”。我逐漸意識到：讓普羅大眾認識到基礎科研與技術應用同等重要，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畢竟，和“中國芯”這種看得見、摸得著，還能讓人振奮自豪的技術創新相比，基礎科研領域的大多數成果，都很難給普通人直接的觸動。當201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發給“發現”引力波的三位LIGO科學家時，我接觸到的科研圈子近乎沸騰，然而同樣的話題，在其他人眼里卻連談資都不一定算。

　　我說這些，倒也不是為了向社會發牢騷，術業有專攻，我們不可能要求從事其他行業的人對科技事業和科研工作者有同等認知。但是，如果有人真的想要認真思考“科技強國”這個宏大命題，意識到“科技”這個概念同時具備基礎科學和技術應用兩面，無疑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進展，是科技進步的“總開關”，可以為技術應用突破現有的天花板，開拓出更加寬廣的研發空間。各種高價值、高社會關注度的技術應用轉化成果，反過來也有助于鼓勵社會各界加大科研投入，從而反哺基礎科研。

　　盡管在科研領域的“小江湖”中，部分基礎科研工作者和技術應用工作者之間確實存在某種“門戶之見”，有時還會為此展開辯論。但在我的接觸范圍內，越是研究能力強、項目經驗豐富的高水平學者，對相關問題的看法便越是中道平衡。對我國科技事業而言，基礎科研與技術應用，無疑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關系。

　　最近幾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國家對基礎科研工作的重視，其中最直觀的指標，就是實驗室在采購先進設備時不必再像以往一樣束手束腳，以及領域內項目通過率的顯著提高。盡管在社會關注度上，基礎科研暫時仍略遜一籌，但國家對科技工作的總體投入已經明顯走出了“厚此薄彼”的誤區，大大有利于我國學者在基礎科研領域取得不亞于技術應用領域的成就。

　　值得專門指出的是：不論是在業界內還是業界外，都存在基礎科研“燒錢” “給外國人做嫁衣”等說法。摳起字眼來，這些說法不算全錯——基礎科研的產出確實不那么直觀，其成果也確實比技術創新更可能在世界范圍內共享。然而，人們還應意識到：只以“賺錢”“藏私”為目的的科研取向，或許能在短時間內將科研工作對經濟的助力最大化，但注定不可能為我國科研體系打下穩固的發展基石。如果我們的目標不止于取得幾項高價值的技術突破，而是要全方位建設科技強國，我們就必須告別這些狹隘的認知，立足更廣闊而有前瞻性的視野，從而讓我國在基礎科研領域“破局”，進而引領更多關鍵性的技術突破。

別再讓科研工作者承擔“項目焦慮”

興盛

　　作為一名青年科研工作者，我在讀博時期就曾參與導師主持的科研項目。和導師的第一次見面時，我就注意到了他桌上厚重的項目申請文本，此后便加入了項目研究組。科研項目有效支持了我的學術研究進展，在臨近結題前的一段時間里，我更是挑燈夜戰，核對報告，最終發布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此外，我也參與了科研項目的設備管理、財務報銷、結題答辯等環節，初步體會到在項目研究之外，仍有頗多需要操心的事務性工作。

　　博士畢業后，我進入高校工作，科研項目在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占據了更重要的地位，這不僅關乎學者的學術研究，也與職稱評定、薪酬職位等現實問題息息相關。此時，由于研究方向的調整，我希望在一個較新的領域嘗試交叉性研究，但我很快就發現自己在項目申請上缺乏積累和經驗，好在經過一些努力，這個工作也算有效完成了。回顧自己這段成功取得科研項目的經歷，有不少心得想分享：

　　首先，在那些項目評審機制中，有一些顯性或隱性的職稱門檻，申報書中的“既往研究基礎”一欄就讓處于職業生涯初期、缺乏研究成果積累的我十分為難。看到前輩學者的論文成果多到需要縮小字號、跨頁填寫，我卻連已有的空行都填不滿，以至于對項目能夠評審成功心懷忐忑。這其實也是許多年輕科研工作者面對的尷尬，沒名氣沒頭銜，很容易被擋在項目申報的門外。

　　其次，項目申報程序較多、手續復雜，如何運籌、規劃好“申報體”文字，就是一門大學問。項目申請表中大都要詳細填寫研究的主要內容、目標和預期結果，我在填表時，便頗費了一番功夫。

　　在連續幾個月的準備和等待后，我終于成功申上了項目，開始進入研究進程。在項目實施中，我也花了不少功夫來配合項目的實施。比如，與項目相關的評估、檢查和審計，均有大量的材料、文書需要花費精力撰寫;項目經費的報銷手續仍比較繁瑣，所需的設備、耗材超過一定數額，需要走招標流程。對于青年學者而言，高強度的工作節奏，人近中年的生活負擔，還有揮之不去的考核壓力，都考驗他們的耐力和毅力。而現行的項目報銷制度，對科研工作者也有不小的現實壓力。

　　因此，作為置身其中的科研工作者，我十分感謝項目提供的資源和經費，為自己首次獨立開展科研工作提供了幫助，但我也同時期待科研項目申請工作中能少一些不必要的瑣碎流程。在項目申報和項目實施過程中，應當注重研究質量和創新性的評審導向，突出同行專家學術評價，尤其是對首次申請同類課題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可否放寬既往研究成果要求，適當擴大“青年項目”在項目總數中的比例。與此同時，應該在制度上鼓勵結合自身學科基礎和研究興趣，探索創新性研究領域，鼓勵學科交叉，鼓勵符合條件的青年學者擔任首創性課題的負責人，釋放科研潛力。

　　與此同時，可否減少非必要的申報材料板塊，推進線上申報、線上審批，加強各主要科研基金管理單位的申報系統兼容和科研基礎數據共享，使得基本信息填報盡可能實現“一鍵導入”，避免反復填報和復雜的紙質表格制作。在申報系統的設置上，應該注重體現不同學科大類的差異性。對于具有“填白性”的研究，提供具有靈活性的專項評審設計方案。

　　另外，在科研項目的評估和經費使用上，應當尊重研究規律，合理設置評價程序，避免科研時間碎片化。我建議，高校可以適當增加項目負責人的經費管理使用自主權，加快推進財務助理、學術助理在科研過程中的常態化設置。

　　當前，國家的“十四五”規劃對于建設科技強國、加強基礎研究人才培養、激發人才創新活力的論述讓我備受鼓舞。我相信會有那么一天，科研工作者在職業生涯初期，在經過調整、精進的科研項目制度的支持下，能夠更專注、從容地開展研究工作，扎根腳下的土地，做出更多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創新性研究成果。

追求極致的工匠精神會“誘惑”你越做越好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白毅鵬

　　眼看耗了40分鐘，又整體檢測了線路，設備依舊沒動靜，余守安只得申請換器件。果不其然，器件壞了，不是自己的問題，這讓他長舒口氣。不過按規定，裁判長只能為他補時6分鐘，“有些題沒做好”。

　　12月13日，我國第一屆職業技能大賽落幕。鹽城技師學院19歲的余守安獲得電氣裝置項目的金牌。賽前統計，選手們平均年齡在21.8歲，這無疑是場年輕人間的較量。

　　“競賽很摳細節，線槽拐角要做到90度，有些偏差不能超1毫米。”

　　來鹽城技師學院前，余守安在淮海技師學院念書，那時，他覺著人的技藝沒法像機器那樣精確。“為了鐵板更圓潤，鉗工老師每一銼刀都能精確到0.1毫米，十刀就是1毫米。”余守安想這怎么可能，后來在擅長的項目上練習，他發現凡事熟能生巧， “嘗試了才知道能否做到”。

　　拿安裝線槽舉例，剛開始余守安做的縫隙很大，“能塞根手指”，后來發現誤差和材料介質、工具、手生有關，“只能多練，沒捷徑走”。技能大賽中，安裝線槽是否規范，會被計入客觀評分，你的設計是否美觀，會被計入主觀評分。設計想出彩，就得靠編程技術。

　　余守安接觸編程是在淮海技師學院，至今回憶起最初訓練，他覺著當時思路挺亂。“有道題是設計程序控制紅綠燈，費老大勁弄明白，才開始上道。”余守安說，那是他第一次發現編程不難，和生活有很強關聯。

　　不過，國賽前，余守安又被編程“絆”倒了。有道題是設計一個開關，用來控制兩個燈具，按第一下，一個燈的亮度達到60%，另外一個達到30%;按第二下，燈的亮度要互相調換過來。

　　“連著搞了三天，最后一天半夜一點多才弄好。”余守安先后試了五六種方法，發現數值轉換能解決問題。“換種方法，很多參數就要調整，每種方法都要試3到5小時”。這讓余守安覺著自己還是缺想像力，“不會靈活變通，嘗試其他方法”。

　　當然有時余守安也會打破常規。有個題目是調節家里日光燈亮度。一般的燈具是直接開熄，能不能把瞬間開啟變為柔順漸變，以免生硬呢?通過程序控制，他將燈具調整為三秒緩緩打開，效果不錯，他認為這樣更人性化了。

　　余守安眼中的“創新”，是從競賽中體會來的。他覺著創新是提升效率，少犯錯誤。在編程上，簡捷高效，舍棄彎彎繞繞，不要給項目制造麻煩。

　　“外語挺難!”備戰世界職業技能大賽，學好英語能讓操作更順暢，余守安不敢放松英語學習。集訓隊做了匯編教材，200多個短句，1000多個單詞，詞匯主要是繼電器、線頭、線管這些專業詞匯。年初，余守安還把教材導入手機軟件，“隨時能練，沒法子，這樣才記得牢”。

　　大賽對選手的體能要求很高。一個競賽項目持續3天，加起來16個小時，“就編程時會坐下，其他項目都是蹲蹲站站的。”為此，余守安每早6點多起床，晨跑5公里。到下午5點多，還要做幾組俯臥撐、仰臥起坐、引體向上的力量訓練。

　　閑暇之時，別人逛淘寶“剁手”，余守安會在網上搜新的電氣元件、裝置工具，分析它們的材料構成，如何操作使用，“有的特好用，第一時間就買。”

　　“剛接觸這行是照葫蘆畫瓢，后來很想把東西做好。”余守安說，精益求精是潛移默化的。由于一直在參賽，余守安覺得選手比拼，傳遞的是追求卓越的精神，其他選手的優點，他會學習模仿，“轉換到自己身上”。

　　余守安認為高水平技藝會被人看到，成為他人追求的目標，“像我們就想趕超以往冠軍，取得新成績”。

　　“電氣裝置項目有老方法，也有新技術”。余守安解釋，這個項目離人們不遠，大興機場的智能設施有它的影子，會應用到家庭、酒店裝修，及工廠的傳送帶、升降電梯。行業產業空間廣闊。

　　余守安認為，工匠精神是做出來的，要起早貪黑地練、犧牲娛樂時間，要克服孤獨，保持耐心，不是嘴上說說。在他看來，個人的技藝追求，會撒下種子，傳遞給更多人，影響到整個行業，最終更好服務普通人和工廠客戶，推動社會發展。國家提倡工匠精神，不僅是要求制造加工業，更是期待全行業求精求深，“工匠精神是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一絲不茍的職業追求”。

　　“比賽是要把會的東西做到極致，會‘誘惑’你越做越好。”余守安想得最多的就是好好打比賽，“進入世賽，看看潛能有多大，項目水平還能往前推進多少”。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