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著眼于“到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完善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機制”的重大戰略任務。面向十年建成教育強國的重大目標和緊迫任務，高校應進一步增強使命自覺，深刻認識和把握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機制對提升我國教育人才競爭力、科技支撐力、國際影響力的關鍵支撐作用，全面總結和學習借鑒全球高校在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過程中的有益經驗，遵循教育規律，結合辦學實際，以系統思維推進拔尖創新人才早發現早選拔、一體化培養、數智技術賦能、多元主體協同育人等變革性創新、整體性重構，不斷提高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的質量和能力。

　　戰略坐標：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何以成為教育強國建設的重大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我們要建成的教育強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應當具有強大的思政引領力、人才競爭力、科技支撐力、民生保障力、社會協同力、國際影響力。”人才是第一資源，拔尖創新人才是人才資源中最關鍵、最稀缺的資源，是國家創新優勢集聚的中流砥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源源不斷地為各行各業培養更多拔尖創新人才，才能為我國教育在全球格局中塑造優勢提供戰略支撐和強大合力，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基礎支撐。

　　1.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是提高人才競爭力的戰略支點

　　在全球化與科技革命深度交織的21世紀，人才已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戰略性資源。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將人才發展置于現代化建設的核心位置。拔尖創新人才不是指特定類型、標準統一的某類人才，而是不同類型、不同行業中具有突出創新能力的高級人才。當前，我國正處于從“人才引進”向“自主培養”轉型的關鍵期。一方面，國際人才競爭日趨激烈，美國《芯片和科學法案》、歐盟《地平線歐洲戰略計劃》等戰略均以巨額資金吸引全球頂尖人才，試圖構建技術壁壘。在此背景下，唯有通過本土化培養體系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拔尖創新人才，才能打破技術封鎖，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另一方面，拔尖創新人才的成長具有顯著的“鏈式效應”。以“強基計劃”為例，該計劃通過選拔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的頂尖學生，為其配備優秀導師團隊和跨學科培養平臺，已在試點高校中涌現出眾多青年才俊。這種“尖端突破帶動整體提升”的模式，有效優化了我國人才結構的層次性與可持續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新中國75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顯示，隨著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實施，我國科技創新人才隊伍不斷壯大。1991年以來，我國按折合全時工作量計算的研發人員總量增長了10倍，2012年突破300萬人年，2013年超過美國，2023年達724萬人年，連續11年穩居世界第一，人才資源科技創新紅利持續釋放，為未來創新發展提供了豐富人才儲備。

　　2.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是提升科技支撐力的基礎先導

　　科技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支撐，拔尖創新人才則是科技發展的先導力量。作為人才梯隊中的“金字塔尖”，拔尖創新人才兼具深厚的學術造詣、突出的創新能力與強烈的家國情懷，不僅在科研領域取得卓越成就，更能引領科技發展方向，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應用，其質量直接決定著國家在全球科技競爭、產業變革和文化引領中的話語權。一方面，基礎學科與前沿領域的突破依賴于基礎類拔尖創新人才。當前，量子計算、合成生物學、空天科技等顛覆性技術的發展，要求人才具備跨學科視野和原始創新能力。例如，我國在“九章”量子計算機、“嫦娥”探月工程等重大科技攻關中取得的突破，背后是頂尖科學家團隊的持續深耕。這些突破不僅彰顯了基礎研究的戰略價值，更凸顯了拔尖創新人才在攻克“卡脖子”技術中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產業轉型升級亟需工程類拔尖創新人才的實踐轉化能力。在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領域，既需要一流的科學家探索理論邊界，更需要能夠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的工程技術人才和大國工匠。例如，華為公司在5G通信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得益于數以萬計的研發人員中既有基礎算法專家，也有精通芯片設計的工程領軍者。

　　3.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是提升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路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影響力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拔尖創新人才則是國家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名片。一方面，拔尖創新人才具備前瞻性的思維和敏銳的洞察力，能夠準確把握科技發展趨勢，提出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方向和課題。他們在開展學術研究的過程中，與國際同行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共同開展科研項目和技術攻關，不僅促進了知識的共享和創新能力的提升，還將為我國帶來更多的國際資源和機會。同時，他們產出的創新成果，通過在國際期刊上發表高水平論文、參與國際學術會議等方式，充分展示我國在科研領域的最新成果和創新能力，不僅提升了我國的學術聲譽，還吸引了更多國際學者關注我國科研動態。另一方面，拔尖創新人才能夠促進國際人文交流，在國際舞臺上展現我國的文化魅力和價值理念，增強了國際社會對我國的認同感和親近感，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西湖大學施一公團隊在剪接體結構解析領域的突破，不僅為生命科學領域作出原創貢獻，更提升了我國在基礎研究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這種“以人才優勢塑造國際競爭力”的模式，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教育強國國際影響力的生動實踐。

　　基本遵循：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體系優化需把握“四組關系”

　　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體系優化是一項打基礎、管長遠的系統工程，需要把握好價值性與工具性、個體性與普遍性、歷史性與時代性、主體性與客體性等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使其實現動態平衡，共同服務于拔尖創新人才的成長發展。

　　1.堅持價值性與工具性相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是教育的根本問題，也是建設教育強國的核心課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應該始終遵循“為誰培養人”的根本方向和“培養什么人”目標導向，堅守好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初心使命，這也是其價值性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應該與時俱進地創新教育教學模式，解決好“怎樣培養人”的具體路徑，實現價值性與工具性的有機統一。在教育強國的大背景下，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目標需與國家戰略深度耦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鑄魂育人，既要培養德才兼備、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也要培養兼具家國情懷、全球視野的基礎學科領軍人才。而在路徑選擇上，需要突破傳統“學科壁壘”、單一育人模式等瓶頸，以系統化的培養工具為人才培養目標實現提供支撐。堅持價值性與工具性的統一并非機械疊加，而是需要在實踐中動態調適。一方面，需避免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侵蝕。例如，部分高校過度追求“競賽獲獎率”“論文發表量”，忽視了對學生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的培育，導致培養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另一方面，也需警惕脫離實際的空洞理想化。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應緊緊聚焦國家戰略布局和產業發展需求，讓理想和現實彼此輝映。比如，蘭州大學與校友企業隆基綠能共建隆基未來技術學院，通過“需求導向—項目驅動—成果轉化”三位一體模式，打破學校傳統的教學科研模式，實現了從人才培養到技術創新的全鏈條銜接和以價值性引領工具創新、以工具性助力育人目標實現的耦合聯動，集中體現了價值性與工具性辯證統一。

　　2.堅持歷史性與時代性相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教育是人類傳承文明和知識、培養年輕一代、創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徑。”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人才培養中歷史傳承與創新發展的內在邏輯。一方面，我們要堅持歷史性，扎根歷史、尊重歷史，傳承發揚好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教育實踐中積累的豐富育人經驗和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繼承發揚好近代以來我國高校在人才培養中積淀的先進經驗做法，吸收借鑒全球先進教育的創新經驗，為新時代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構建提供參考和支撐。另一方面，我們要堅持時代性，著眼當下和未來教育的挑戰與困境，立足我國教育實際進行本土化創新。當前，全球化、數字化等深刻改變著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范式，要求高校既要扎根我國大地辦大學，又要加強國際合作交流借鑒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更需以創新思維應對技術革命帶來的挑戰。蘭州大學與英國威爾士三一圣大衛大學合作辦學的威爾士學院，依托兩所百年名校優勢，以培養新時代具有國際勝任力和國際傳播力的國際化復合型設計人才為辦學目標，充分挖掘整合中國優秀歷史、文化、藝術資源，共建共享課程資源，共同制定人才培養方案，探索既有我國特色又融合國外教育特點的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此外，德國的精英大學計劃、麻省理工學院的課程交叉計劃、加州理工學院的靈活選課制等等，這些案例都為我們創新人才培養理念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鑒。因此，在拔尖人才選拔和培養中，我們要遵循和堅持歷史性與時代性相統一的原則，努力培育既扎根中國文化土壤又具備全球競爭力的新時代拔尖創新人才，真正實現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從“規模優勢”向“質量優勢”的歷史性跨越。

　　3.堅持普遍性與個體性相統一

　　普遍性是人才培養的共性和普遍性規律，個體性則反映了個體的天資稟賦、興趣愛好、能力特長等特殊性，共性寓于個性之中，個性又受共性的制約。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在尊重一般規律的基礎上塑造學生的創造個性，因材施教、精準滴灌，注重培養學生的興趣特長，挖掘學生的科研潛力，激發創新動能。復旦大學實施的“本科生學術研究資助計劃”“本科生榮譽項目”，蘭州大學推出的“微專業”“微課程”等，都是尊重學生興趣愛好、自身優勢、自主選擇的有益嘗試。與此同時，每個人素質能力的提升都是一個循序漸進、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有一些暫時的、局部的、預期外的困難和挫折，要遵循教育“長周期”“慢變量”的規律，切不可急功近利，“拔苗助長”。

　　4.堅持客體性與主體性相統一

　　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是學生主體和育人客體共生共贏的過程。學生在培養過程中處于中心地位，發揮學生主體性就是要發揮其主觀能動性，賦予學生自主選擇權，讓其主動參與人才培養，而非被動接受，進而有效提升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山東大學“尼山學堂”面向文、理、工、醫全體在校學生招生，采用“1+3+3”本碩貫通培養模式，本科階段不分專業，學生可在哲學、文學、歷史學3個專業中任選一個畢業，碩士則根據主修方向，頒發相應碩士學位，充分彰顯了學生的主體性。但是拔尖創新人才的發現和培養更要注重實踐能力、創新能力、解決問題能力的提升，這離不開政府、學校、科研院所、企業、教師等的支持配合。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發展的趨勢下，產教融合、科教融合正在持續深化，未來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必將突破傳統的“學校—學生”二元結構，形成以學生為主體，政府引導、學校主導、企業參與、社會支持的育人共同體，讓拔尖創新人才在更加優質的平臺上快速成長。比如，西安交通大學“絲綢之路創新港”匯聚高校、科研院所、企業資源，學生可通過“雙導師制”同時獲得學術指導與產業經驗，有利于創新動能和創新成果充分釋放和轉化。

　　實踐進路：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體系構建的優化路徑

　　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已在我國探索實踐多年，但仍然存在選拔標準同質化、學段銜接機制虛化、培養模式單一、評價體系滯后等制度性障礙，區域間數字鴻溝擴大、協同育人機制不暢等現實困境和人才培養的個性化需求與規模化教育供給之間的深層次矛盾等。只有建立完善全過程全方位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才能真正將制度要求、制度優勢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優勢、競爭優勢。

　　1.學段貫通：拓展多通道選拔矩陣，實現人才早發現早培養

　　拔尖創新人才的早期發現與培養是構建人才競爭優勢的戰略起點。當前，以考試為主的評價體系難以全面識別學生的創新潛質，亟需通過多維度、多層次的選拔機制，構建覆蓋基礎教育至高等教育的全鏈條育人網絡，形成“選拔—培養—反饋”的良性循環。一是要加強科學教育，推進課程改革，將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領域知識納入大中小學科學課程體系，通過科普宣講、實習實驗、創新競賽等活動，激發學生好奇心，培養科學思維，為“早發現”打好基礎。二是大中小學要聯合搭建“早發現”平臺，舉辦暑期科研營、學術夏令營等研習活動，實施“未來科學家培養計劃”“科學訓練營”等“大中銜接”的研習項目，為學生提供接觸前沿科技、激發潛能、展示自我的機會。三是要深化招考制度改革，總結已有拔尖創新人才選拔培養經驗，針對不同學科領域、不同成長階段制定差異化評價標準，完善過程性評價制度，建立“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拔尖創新人才選拔機制，充分選拔吸收具有科研興趣與創新特質的學生進入培養體系。四是完善動態分流機制，按照拔尖創新人才的成長具有長期性和不確定性特點，構建覆蓋全學段的“人才成長檔案”，實施“彈性學制”，加強學生的動態監測與適應性幫扶，建好拔尖創新人才“蓄水池”，有序促進拔尖創新人才“早發現、早培養、早成才”。

　　2.要素重構：完善一體化培養體系，促進人才能力進階提升

　　拔尖創新人才的發現和培養是一個具有長期性、貫通性的系統化鏈條，需要構建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鏈條培養體系。當前我國拔尖創新人才教育體系存在著學科交叉不足、產學研融合不夠等問題，亟待建立完善“縱向貫通、橫向協同”的育人格局。一是要建立跨學段聯動機制，統籌實施好“沃土計劃”“脫穎計劃”“強基計劃”，推進本研貫通培養，打造各學段一體化貫通的課程、教材、科研訓練體系，幫助學生在知識儲備、思維模式、創新能力上實現平穩過渡、進階提升。二是要建立科技發展、國家戰略需求牽引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依托國家實驗室、重大科技專項建立學科動態調整模型，每年更新戰略緊缺領域清單，重點布局人工智能、集成電路、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戰略急需和新興領域學科專業，培養國家戰略急需的基礎學科人才、卓越工程師等各類人才。三是要重構高校課程體系，按照各領域拔尖創新人才需要，高校要分別確定不同學科的知識圖譜、能力圖譜、素養圖譜，以此為牽引推動現有課程體系的革命性變革和整體性重構，全面打開學科專業、學院、學校的邊界，加強與政府、企業等的交流合作，引導不同主體深度參與課程體系和內容的創新和構建，形成與拔尖創新人才成長相適應的、面向未來的課程結構。四是要加快創新人才培養模式，進一步深化產教融匯、科教融合，構建未來技術研究院、國家卓越工程師學院、國家產教融合創新平臺等“高校—企業—科研院所”協同育人平臺，探索企業全程參與高校人才培養環節變革、要素創新和過程實施，推動教育鏈與產業鏈、創新鏈深度融合，讓學生在重大科研攻關中接觸前沿科技，開展科研訓練，努力培育具有戰略科學家潛質的復合型創新人才。

　　3.數智賦能：推進教育數字化行動，賦能全過程培養優質公平

　　在數字化轉型浪潮下，教育數字化已成為重塑人才培養模式、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引擎。高校應積極推進教育數字化行動，以數字化重塑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全流程，實現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和公平分配。一是打造學科交叉的數字孿生實驗室，集成AI輔助設計、量子計算模擬等工具鏈，構建虛擬教研平臺，夯實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智能基座。二是要以數字化轉型重構學科生態，以人工智能學科建設為核心增長極，通過“深度學科融合驅動”與“智能技術賦能驅動”雙向發力，全面推進傳統學科專業的范式革新。搭建基于教育大數據的學科發展智能監測平臺，構建涵蓋知識生產效能、社會需求匹配度、交叉融合潛力的多維度動態評估模型，促進學科動態預警與調適。三是要以數字技術賦能高水平教育教學資源共建共享，以“教育新基建”為契機，構建全國聯通的智能資源中樞系統，打造“資源生產—精準推送—質量反饋”的全周期治理閉環，加快推動實現名師課堂、虛擬實驗、智能教輔等資源的數字化建設與共享，破解優質教育資源“孤島效應”，加強師生數字化素養的教育培訓，實現高水平教育教學資源的全域化共建、智能化配置、普惠化共享。四是要依托數字技術構建個性化學習圖譜系統，通過大數據整合分析學情軌跡、能力測評、資源交互等多維數據，構建覆蓋認知水平、核心素養、實踐能力的動態學習者畫像，動態生成知識圖譜、能力圖譜和進階路徑，推動教與學真正實現從“知識傳輸”向“能力提升”躍遷。

　　4.機制創新：打造協同育人共同體，提升人才自主培養能力

　　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體系的優化亟需破除教育系統內生性壁壘，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形成政府主導、高校主體、企業協同、科研院所支撐的育人共同體，打造目標共融、資源共享、優勢互促的新型人才培養體系。當前，我國拔尖創新人才協同培養雖取得階段性成效，但在深層次制度架構層面仍存在結構性矛盾：政產學研合作呈現“表面耦合、實質離散”特征，具體表現為組織協同機制虛化、創新要素碎片化分布、評價標準體系錯位等現實困境。面向未來，一是要健全統籌協調機制，強化政府戰略引領作用，建立跨領域跨部門的頂層設計機構，制定權責明晰的政產學研四方協同章程，構建“需求傳導—資源整合—過程監控—過程優化”的全鏈條協同機制，推動教育鏈、人才鏈與創新鏈、產業鏈深度耦合。二是要打造開放共享平臺。依托高校學科優勢，聯合龍頭企業、頂尖科研機構共建產學研用一體化創新聯合體，重點建設學科交叉實驗室、產業學院、技術轉移中心等載體，構建數字化課程資源庫和虛擬仿真實驗平臺，實現優質教學資源云端集成、動態更新、精準推送、互通共享，夯實協同育人的資源基礎。三是要完善教師多元發展生態，堅持以教育家精神鑄魂強師，構建“師德鑄魂+專業賦能+實踐淬煉”的三維培養體系，創新教師考核評價機制，設立“企業導師”“科研實踐”雙軌晉升通道，將橫向課題、專利轉化、學生科創指導納入教師職稱評聘指標體系，激勵教師主動走出去爭取研究課題、積極幫助企業解決生產難題，同時將科研和生產實踐中的成果及時轉化為課程內容、教材內容和創新創業項目，轉化為高校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特色與優勢，不斷提高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效能。

　　【作者：楊勇平，中國工程院院士、蘭州大學校長】

　　(原載2025年第5期《中國高等教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