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按下了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快進鍵。“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作為綜合改革的著力點，進入教育強國建設的核心議程，成為建設“自強卓越的高等教育體系”堅定的行動方案。在全黨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之際，這一議題對于高等教育戰線更具現實意義。

　　一、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的三重邏輯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從“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的戰略高度，對“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與“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綜合改革”基于全面創新的本質與教育的規律性，強調改革目標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分類改革”基于教育的復雜性、高校的差異性，強調改革舉措的靶向性與服務強國建設的貢獻度。戰略上突出“綜合”，聚焦強國目標，系統治理，綜合施策；策略上堅持“分類”，抓住關鍵問題，對癥下藥，精準施策。

　　從歷史邏輯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是高等教育體系演進和功能拓展的基本軌跡。無論是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還是世界高等教育強國的歷史經驗，都充分表明，高等教育機構與體系并非單一模式，也非固定模式，而是在適應社會需要，逐步拓展功能，不斷分化、漸次分蘗，各展其長、與時俱進中逐步走向成熟，實現體系完善和功能優化，呈現多樣化發展態勢。回望新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進程，高校分類發展問題貫穿始終。1952年院系調整，適應國家工業化建設需要，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以行業分工為依托的高校分類格局。1977年恢復高考后，高等教育恢復調整，逐步走向以學科發展為主線的高校多樣化發展格局。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分層定位、分類發展、合理分工、辦出特色，系統性探索高教管理體制改革。1998年開始以“共建、調整、合作、合并”為顯著特點的高教體制改革，逐步形成條塊結合、兩級管理、省級統籌為主的高校辦學體制與管理體制新格局。《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高校分類體系，實行分類管理，引導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質化，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動高校分類發展進一步成為國家教育政策的優先議程。《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強調要按照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基本辦學定位，支持高校差異化發展。我國高校分類發展的基本走向與政策框架逐步成型。

　　縱觀世界高等教育發展歷程，分類發展也是高等教育強國的普遍選擇。美國形成了研究型大學、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學型院校、社區學院多元并存，公立私立雙軌運行、分層互補的高等教育體系；英國高等教育體系由大學、大學學院、延續教育學院等多類院校共同構成；德國形成了大學(綜合、工業、師范大學等)、應用科學大學、職業學院并行的高教體系；法國形成了大學校與綜合性大學并存、功能各有側重的辦學布局；日本形成了由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構成的多樣化高等教育體系。盡管各國發展路徑不同、體系結構各異，但都體現了高校分類發展與整體水平提升的共同取向。同時也要看到，高校分類與分等之間的張力具有全球普遍性。

　　從學術邏輯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符合知識體系演進與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在規律。高等教育基本職能所依托的知識形態本身具有內在分化的特征。從古典哲學、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到中華文化都有知行合一、明分使群、百工專精等思想。馬克思恩格斯社會分工理論對于我們理解行業產業、科學勞動組織，高校分類與社會生產生活的適配性，乃至科學發展觀，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知識并非均質單一，而是包括以求真為核心的理論知識、與行動和判斷相關的實踐知識，以及面向制作與操作的技藝知識。道為器之本，器為道之用。要使這些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知識得以有效生產、有序傳授和高效轉化，就需要相應的多樣化高校組織形態加以承載。研究型高校要聚焦知識創造、科研創新，重在通過科學實驗和學理探究深化原理性認識，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為實現“從0到1”的原始創新作出貢獻；應用型高校要聚焦實踐知識、應用研究，重在經驗總結和現實觀照中形成付諸行動的智慧，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為“從1到100”的應用轉化和科技與產業融合創新作出貢獻；技能型高校則要聚焦技藝知識、崗位技能，重在動手實操掌握生產一線知識技能，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為“從100到10000”的落地實施與支撐產業高質量發展作出貢獻。不同類型高校不同使命，不同培養目標、研究方向與服務面向，各安其位、各擅勝場，形成分工有序、協同高效的高等教育體系。

　　從社會邏輯看，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是新時代國家新發展格局的迫切需要。我國高等教育實現跨越式發展，進入普及化階段，同時也面臨著科技創新與產業變革帶來的挑戰，面臨著高校發展同質化與學科專業的適應性、人才供給的適配性等新舊交織的結構性矛盾。滿足人民群眾對高質量教育日益增長的需求，加強高等教育對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屬性、人民屬性、戰略屬性”，正確處理支撐國家戰略和滿足民生需求、規范有序和激發活力等五對關系。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首先是教育的政治屬性要求。教育要為黨育人、為國育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既需要能夠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頂尖創新人才和原創性成果，也需要服務產業升級和實體經濟發展的高素質應用型、技能型人才；既需要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戰略科技力量、核心技術人才，也要滿足不同層次生產力發展的人才需求；既需要理工科人才，也需要人文哲學社會科學人才。以分類改革促特色發展，引導高校在各自領域不同賽道形成比較優勢，才能更好適配和滿足高質量發展對人才的多層次多樣化需求，為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有力支撐。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契合教育的人民屬性要求。隨著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人民群眾對教育的需求日益呈現多樣化、個性化特征。高等教育需要以高適配性供給回應多樣化需求。只有以分類發展牽引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各類高校立足不同定位提供更加豐富多元、更高質量的教育選擇機會，才能更好回應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多樣成才的現實期待。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契合教育的戰略屬性要求。實施教育強國戰略，需要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需要高質量高等教育的戰略支撐。所謂高質量，不是所有高校都向研究型、綜合性大學看齊，千校一面，而是各類高校都能正確定位、堅于職守、發揮優勢，在不同領域爭創一流、各展其長，特色發展。良好的結構化程度本身就是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顯著特征。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正是提升高等教育體系的結構化水平與整體效能、增強服務國家戰略能力的應然之舉。

　　二、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的五個關鍵

　　黨的十八大以來，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在政策層面和學界漸成共識，各地高校積極探索，成效經驗可圈可點。但全面深化高校分類改革發展還面臨體制機制性障礙，有待從根本上破局。分類改革政策信號雖已明確，但相關政策導向還待配套跟進，改革落實機制還不完善，相應的工具支撐還不夠完備。必須堅持系統思維、問題導向，加強頂層設計，“注重系統集成”，注重制度創新，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相統一，統籌推進教育系統內部各環節綜合改革和外部關鍵機制協同聯動。

　　第一，確立精準剛性的高校分類體系，防止功能模糊和賽道串軌。高校中既有“田賽”，又有“徑賽”，既有“全能選手”，又有“單項冠軍”。完整的高等教育體系應當是一個縱向分層、橫向分類的矩陣結構。沒有精準分類，就沒有科學評價，遑論科學發展。當前，一些高校定位不清、盲目發展，同質化嚴重，服務貢獻不足，首要關鍵在于，職能分工上不同賽道缺乏具有法規效力的權威標準，界定不清晰，類型內細分不完善；層次結構上，缺乏穩定又有約束力的區域高校布局長遠規劃，以及無序無休止“升格沖動”的約束機制。在缺乏剛性制度邊界與游戲規則的情況下，高校持續追求升格轉制，發生“學術漂移”，導致盲目辦學、串軌發展就在所難免。升格沖動、評價導向、資源虹吸、利益機制、政績觀偏差等結構性拉力共同作用，形成微觀奮進，宏觀失調的不良競爭。1960年美國《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之所以被公認為高校體系的典型案例，就在于其建立了層次分明、職能清晰、暢通銜接的公立高等教育體系，通過法律手段明確界定不同類型高校的功能定位，通過制度安排有效防止高校越軌辦學。以長效機制解決了高等教育同質化和無序競爭問題，以及規模、質量、效率的難題，并平衡卓越與公平的矛盾。故被全美各州借鑒，重塑了美國公立高等教育整體格局。可以說，加州乃至美國高等教育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校分類體系的成功。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首先要確立具有法規效力的分類標準框架。按照《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多維度“差異化發展”的要求，形成高校分類“多維體系”。國家層面提供總體原則與框架，各省制定具體標準，并通過資質授權等制度安排，明確界定每一所高校的具體功能定位和辦學邊界。北京、上海做法可資借鑒。高校設置、升格改制，要明確界定學校性質類型、辦學層次。同一軌道內部加強合作、形成聯盟，不同軌道之間有“立交橋”設置，但不能隨意越位、功能串軌。

　　第二，建立多元一體的高校評價體系，避免“一把尺子量到底”。評價是指揮棒。長期以來，我國高校評價以學科導向的學術評價為主導，標準單一，簡單化、一刀切。不同類型高校容易在同一指標牽引下盲目向研究型大學、綜合性大學看齊，即所謂“學術漂移”。改革方向是建立一體多元評價體系。按照不同高校功能定位與服務面向，構建一體化差異化評價指標體系。一體化指系統性。對研究型高校，重點看在支撐服務國家重大戰略中打頭陣、做尖兵，解決“卡脖子”問題的能力與貢獻，突出基礎研究、原始創新、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成效。對應用型高校，重點看服務國家發展戰略、支撐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與貢獻，突出高質量應用型人才培養、突出應用研究及成果轉化成效。對技能型高校，重點看促進產教融合、服務地方產業發展的能力與貢獻，突出校企協同和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成效。只有把評價重心從單一學科導向轉向服務國家使命與實際貢獻上來，才能真正引導各類高校在各自賽道上辦出特色、爭創一流。

　　第三，健全管用有效的高校激勵體系，防止攀高趨同、名實不符的同質化不良競爭。激勵機制是高校分類改革的重要牽引。長期以來，一些高校之所以存在“口頭分類、行動趨同”現象，深層次原因在于激勵機制的悖論。一方面是分類發展要求，另一方面是南轅北轍的激勵機制，背后是爭項目、爭帽子、爭院校升格、爭學位點等強勁的動力杠桿。毋庸置疑，在特定歷史時期，院校升格改制、競增學位點，是事業發展的需要，這些“杠桿”對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激勵作用的確功不可沒。但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高等教育領域也是時候“去杠桿”了。要面向不同類型高校構建體現正確導向的差異化激勵機制。在辦學條件、招生計劃、學位點授權、經費投入等方面分類支持。根據不同類型高校功能定位、特色優勢和實際貢獻，建立差異化撥款等資源配置激勵機制，引導高校在不同領域不同賽道發揮優勢、辦出特色。同時，推動激勵制度“去杠桿”，完善高校設置，“降溫”院校升格改制、改革學位點增設辦法，把學校從一輪又一輪的申報與競爭焦慮中解放出來。一定意義上說，高校與學位點設置，布局比條件更重要。如全國50所師范大學可否直接授予教育博士專業學位(Ed.D.)，改事前評審為事后審核，不合格取消資格，讓學校把功夫下在提升質量而非申博上。“雙一流”“雙優”“新雙高”計劃實施，旨在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要在發揮示范引領作用。要警惕激勵政策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防止出現政策目標異化或執行偏差，演變為新一輪同質化競爭或“內卷”的刺激工具。真正把政策激勵轉化為推動高校安于本位、各展所長的制度力量。

　　第四，強化精準有力的高校監管體系，防止方向偏移和分類失效。監管機制是高校分類改革落地見效的重要保障。現有教育督導監管對于高等教育弱于基礎教育，更缺乏對高校分類辦學精準有力的動態監測、具體監管與糾偏機制。許多高校容易受政績觀偏差、激勵錯位等因素影響，追求短期顯績，辦學方向偏離自身定位，學科專業調整盲目跟風。而在現行央地事權格局下，地方政府的統籌監管權常有虛置甚至變異，在院校升格改制、學位布點、爭取項目支持、評估檢查等方面，常常與高校形成事實上的默契或“合謀”，與主管部門“博弈”。美國有的州也有類似情況，不像加州那樣嚴格執法，難以有效抑制高校盲目升格。因此，必須加快構建覆蓋高校設置準入、辦學過程、監測預警、動態調整的全過程監管體系。常態化監測、階段性評估和第三方專業評價有機銜接，形成即時響應的監督合力。建立整改督查機制，整改結果與后續資源配置掛鉤，真正讓高校依定位辦學。

　　第五，營造同向發力的政策環境與社會氛圍，匡正社會認知與政出多門、各自為政的外部環境。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統集成，堅持以全局觀念和系統思維謀劃推進，加強各項改革舉措的協調配套，推動各領域各方面改革舉措同向發力、形成合力，增強整體效能，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現象”。高校分類改革能否取得實效，既取決于教育系統內部的制度創新和積極作為，也有賴于全社會觀念更新與教育外部環境的協同支持。我們傳統文化中道本術末、君子不器、述而不作的觀念、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深刻影響著社會認知與價值取向。社會用人、升學就業選擇、人才評價、項目評審、資源配置等方面“唯學歷”“唯名校”“唯帽子”等傾向仍然無處不在，加之政績觀不正的影響，不同程度地削減著高校分類發展的內在動力。分類推進高校改革離不開社會條件，不是教育部門一家努力所能成就。必須跳出教育看教育，在就業政策、人才使用、職業發展和輿論引導等方面協同發力，著力破除學歷歧視和背景偏見，樹立多樣化的人才觀、成才觀、教育觀。使全社會逐步形成這樣的共識：分層、分類不是分等分級；高校沒有高低之分，只有功能與服務面向不同；人才沒有貴賤之別，只有崗位職責分工不同。只有當走特色發展道路的高校有地位、有榮譽、有回報，前景廣闊，分類改革發展才能真正從政策要求轉化為制度生態和高校自覺。

　　三、促進高校分類改革學會要積極作為

　　長期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度重視高校分類改革研究。專家學者圍繞高校分類標準、分類評價、分類管理等持續深耕，一系列高質量研究成果為科學推進高校分類發展、完善政策設計提供學理支撐。根據教育部加強教育戰略研究部署，學會將進一步配合相關部門，在學術研究、決策咨詢、協作交流、監測評價方面充分發揮高端智庫的作用。深入調查研究，強化學理支撐；積極建言資政，做好政策闡釋；促進協同合作，推進成果交流；參與監測評價，提供專業服務，助推高校分類改革落地見效。

　　【管培俊，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