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國民辦教育協會主辦的“構建高等學校高質量發展新生態研討會”上，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地方高校研究分會理事長屈凌波教授接受記者采訪，就當前教育強國戰略背景下，如何以產教深度融合賦能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以及地方高校在這一變革中的關鍵角色等問題，分享了自己的觀點。

　　一、“新生態”構建的核心內涵：《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要“塑造產教融合新形態”，對高等教育發展模式深層轉型提出了更高要求。您如何理解“高質量發展新生態構建”在這一轉型中的核心內涵？“新”體現在哪些關鍵邏輯或系統機制的重構中？

　　屈凌波：“高質量發展新生態”的核心特征，在于推動高等教育從傳統的封閉體系走向開放協同，實現與科技、產業、社會各要素的深度嵌合與價值共創。這不僅意味著人才培養要更緊密地對接產業需求，更強調高校要從傳統的知識傳授者轉變為創新策源地和價值共創者。

　　“新”主要體現在關鍵邏輯和系統機制的重構上。在邏輯層面，它從簡單的“供需對接” 升級為“五鏈”(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政策鏈、資金鏈)的系統性耦合，并轉向 “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實踐范式；運行邏輯也從“以學科建設為中心”逐步走向“以服務區域戰略和產業發展為核心”，從“學校自轉”邁向“產業牽引、校地共建”的外向型聯動。在系統機制層面，體現在治理機制的重構，即構建“多元主體價值共生”的協同治理體系，通過平臺型組織、共建型制度安排以及透明的績效機制，確保各方權責利清晰；人才培養模式的重構，需要深化課程體系創新，探索項目式教學，并夯實“五金新基建”；以及空間載體的創新，打造“物理—數字共同體”，實現虛實融合的沉浸式學習場景，最終以數字技術全面賦能教育全鏈條，激活各方內生動力，形成結構聯動、機制協同、價值共創的教育發展新格局。

　　2、三重困境的破局路徑：您指出在實踐層面，高校在產教融合方面面臨“科研與產業需求偏差、課程滯后技術迭代、評價激勵不足”三重困境。這些問題的本質是機制性障礙還是結構性矛盾？對于資源相對有限的民辦高校而言，突破這些困境的優先路徑是什么？

　　屈凌波：這三重困境既有機制性障礙，更有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從機制上看，“校熱企冷”現象、合作權責利不明、績效評價失真等問題，抑制了校企深度合作的動力。而從結構上看，則反映出教育供給側與產業需求側在人才培養目標、專業課程設置、技術研發方向上的適配度不足，以及空間載體功能單一等問題，這些是更根本的挑戰。

　　對于資源相對有限的民辦高校而言，突破這些困境的優先路徑在于“精準定位”與“特色發展”。首先是錨定區域產業需求，通過深入調研和數據分析，識別地方經濟的“痛點”和“增長點”，將專業群建在產業鏈上，實現人才培養與產業升級的精準匹配；其次是創新協同機制，民辦高校應發揮其體制機制的靈活性，積極探索輕量化、模塊化的合作模式，例如以任務包、工作坊為單位，降低企業參與門檻，并通過“共同價值契約”深化校企利益融合；同時，要借力數字化賦能，利用智能化平臺破解“信息孤島”，實現資源高效匹配，為個性化培養和虛實融合的實踐提供支撐，從而在有限資源下實現產教融合的“小步快跑”和“精準發力”。

　　3.“五鏈融合”內在邏輯：此次您提出“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政策鏈、資金鏈”五鏈融合，其深層邏輯是什么？從實踐層面看，激活“五鏈”融合的首要突破口應聚焦哪一鏈？又如何通過這一鏈條的激活帶動其他鏈條形成“化學反應”？

　　屈凌波：“五鏈融合”中，創新鏈決定動能源頭，產業鏈決定應用方向，人才鏈承接供給輸出，政策鏈構建環境支撐，資金鏈保障運行效率。其深層邏輯，在于打破教育鏈與產業鏈長期“并行不交、各自為政”的狀態，用系統協同的思維方式重構高等教育與地方發展的耦合機制：即創新成果能盡快轉化為產業動能，產業需求能精準引導人才培養，人才又能反哺產業創新，而政策和資金則為整個循環提供保障和激勵。這不再是簡單的“加法”，而是要實現“化學反應”，讓各鏈條在互動中催生新質生產力，最終服務于教育強國和國家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

　　從實踐層面看，激活“五鏈”融合的首要突破口應聚焦于產業鏈，它最貼近現實需求、最具市場導向、最能形成“正反饋”。一旦高校真正嵌入區域產業鏈條，圍繞企業“真問題”開展科研攻關與人才培養，其他鏈條將被“倒逼激活”。創新鏈將轉向“應用導向型研發”；人才鏈將聚焦“崗位能力型培養”；政策鏈會更精準聚焦“激勵與放權”；資金鏈則向有價值產出流動，驅動更多投入。通過“以鏈帶鏈”，可以實現產教融合從“結構對接”向“功能共創”的躍升，推動整個生態的良性循環。

　　4. “融合破壁”的協同密碼：您提到“構建高質量發展新生態”的關鍵在于“協同力”。面對當前高校“重知識輕能力”的培養慣性與企業參與動能不足的現實困境，如何實現“雙向奔赴”的協同共建？

　　屈凌波：“協同力”不是單向供給，而是雙向激發。過去高校在產教融合中存在的最大障礙，不是缺資源、缺政策，而是“協同力”不足——教師不熟悉產業邏輯，企業不了解教育規律，導致雙方各說各話、難以合拍。?

　　要破局，第一步是高校機制的內部重構。長期以來，高校以科研成果為導向，形成了“重知識傳授、輕能力生成”的隱性文化結構。要打破這一慣性，必須推動教學與科研組織方式的同步轉型，將真實項目、真實任務、真實場景引入課堂，從“教材里找案例”轉向“現場中找課題”，鼓勵教師在解決產業實際問題中提升實踐教學能力與應用轉化能力。

　　第二步是企業外部動力激活。要讓企業從“參與者”轉變為“育人共同體的責任主體”，關鍵在于構建利益共生機制。這需要通過制度化設計將企業的技術需求、崗位標準、技能評價等內容反向嵌入人才培養體系，精準轉化為教學目標與課程模塊。更重要的是，要構筑“人才培養——技術研發——利益共享” 的閉環生態鏈。只有當企業切實看到，通過與高校共建，不僅可以獲得匹配崗位的高素質人才，還能參與研發共創、共享專利轉化、獲得技術服務收益，協作才會從“被動配合”轉向“長期戰略投資”，形成穩定可持續的合作動力。歸根結底，只有建立起“愿協同、能協同、真協同”的制度體系，高質量發展新生態才能真正落地。

　　5.“創新驅動”的機制建設：“創新”是驅動高質量發展新生態的關鍵，項目式、探究式教學模式與傳統課堂的最大差異在于其“開放性”。高校在教學管理、學分認定、質量評估等方面需作出哪些系統性調整，才能適應這種開放性，并平衡知識系統性與產業適應性之間的關系？

　　屈凌波：項目式、探究式教學模式與傳統課堂的最大差異，確實在于其“開放性”——它將學習置于真實、復雜的問題情境中，結果不完全預設，過程充滿探索。為適應這種“開放性”，高校在教學管理方面，需要從固定化轉向彈性化。例如，課程周期應與項目周期動態匹配，教師角色也應由“知識傳授者”轉變為“任務引導者”與“項目導師”，同時鼓勵跨學科、跨專業教學團隊協作，共同構建復雜場景下的知識生成路徑；在學分認定方面，要從“學時換學分”走向“能力換學分”。可以將學生參與的真實企業項目、創新任務、團隊協作成效等作為重要評價依據，探索“項目成果+行業反饋+學生反思”三位一體的認定方式，推動“微證書”“能力畫像”等多樣化學習成果認證；在質量評估方面，應從“知識點考核”轉向“能力產出導向”，構建包含產業專家、校內教師、學生自評等多方參與的復合型評價體系。重點考查學生在真實問題中表現出的技術遷移能力、綜合解決能力和創新實踐能力；在課程結構設計方面，建議構建“專業主干+方向模塊+項目實踐”的動態組合，既保障學科基礎的系統性，又提升對產業需求變化的快速適配能力。通過以“場景”為本構建教學內容、以“任務”為引激發學生動能，實現“學以致用、用以促學”的良性循環。

　　本質上，這是一場“全鏈條式”的教學治理重構。只有打通管理機制、評價機制、資源機制之間的反饋通道，才能真正實現從“教知識”向“育能力”的系統躍遷，為高校高質量發展注入可持續的創新動能。

　　6.“數字賦能”的實踐探索：您提到要通過“賦能”激發各方內在動力，尤其以數字革命引領產教融合新范式。在“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2.0”的背景下，智能化平臺如何有效破解產教融合的“信息堵點”，實現“產業需求—人才培養—崗位匹配”的精準對接？

　　屈凌波：傳統產教對接的主要障礙，并非理念認知上的分歧，而在“信息不對稱”與“協同機制失聯”。企業往往難以掌握高校真實的教學能力，高校也難以及時捕捉崗位需求的動態變化，學生更缺少精準對接的通道與反饋路徑。智能化平臺的作用，不僅在于“打通”教育與產業之間的數據通道，更在于通過技術手段實現資源的高效流轉與精準匹配。

　　一方面，通過大數據與AI算法，平臺可實時匯聚產業端的技能需求、技術演進趨勢，形成動態更新的“人才需求圖譜”和“急缺技能清單”，為高校課程結構調整提供方向引導，成為教育系統的“產業雷達”；另一方面，平臺可以嵌入“能力畫像”“學習曲線”“崗位適配度”等智能模塊，推動教學由統一路徑向個性成長轉型。通過個性化學習推薦與任務派發，為學生定制與企業崗位匹配的發展路徑，同時將其實踐數據(如項目成果、協作表現、行業反饋)回流至教學系統，形成“以數促教、數據驅動優化”的治理閉環。更重要的是，這種平臺不是技術工具的堆疊，而是教育治理邏輯的重構。數字平臺作為產教之間的“連接器”，不僅實現了課程內容與產業場景的實時聯動，更促使高校從“按課表教學”向“按產業任務教學”轉型，實現協同育人模式的系統升級。可以說，數字賦能的真正使命，是用平臺重構信任、用數據生成共識、用算法推動協同，為高質量發展新生態注入持續動力。

　　7.“協同育人共同體”打造：此次次研討會同時成立了“高等學校產教融合課程體系創新中心”，您如何看待它在“五鏈融合”中的獨特價值？同時，在課程研發、專業群建設、師資協同與高質量課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方面，將承擔怎樣的具體功能？

　　屈凌波：長期以來，高校課程體系多以“知識邏輯”編排，而企業崗位則強調“任務邏輯”和“能力結果”，兩者之間缺乏有效對話機制。該中心的設立，核心功能就是在二者之間構建“課程中介器”與“轉譯機制”，推動教育資源與產業需求的精準對接。

　　從“五鏈融合”來看，“中心”雖直接錨定“人才鏈”，但更重要的是體現平臺型組織的多向聯通價值。對“創新鏈”而言，中心將助力企業前沿技術和場景型需求轉化為教學內容，引入項目式驅動和跨專業交叉設計；對“產業鏈”而言，中心將促進企業有序參與課程模塊共建，為高校開展“課程即崗位、項目即能力”的教學探索提供示范案例與路徑參照；對“政策鏈”和“資金鏈”而言，中心還能作為協同改革的抓手，為政府引導資源精準投放、評估產教合作效果提供可視化支撐。

　　在實際運行層面，中心將重點發揮引導、聯通與支撐作用。比如研發融合型課程模塊，以“任務群”替代“知識點”，引導課程體系從“教知識”轉向“建能力”；推動專業群協同演進，以產業鏈為單位優化專業群布局，破除“就專業論專業”的壁壘；構建雙元師資共育機制，推動企業導師進入課堂，高校教師走進一線，實現“教研一體、產學互嵌”。期待該中心在協同機制和制度探索層面，為“協同育人共同體”建設提供助力。

　　在“新質生產力”催生大量新場景、新崗位，重塑產業結構的當下，高校真正面臨的挑戰已不僅是“怎么培養人才”，更是“如何精準培養對口的人才”。這背后，不僅考驗高校的反應速度和資源統籌力，更需要系統平臺穿針引線、協同共建。屈凌波教授最后表示，在此過程中，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地方大學教育研究分會等平臺也會努力發揮“趨勢研判者、資源協調者、改革助推者”的作用，助力地方高校厘清方向、錨定目標、科學轉型。教育改革沒有標準答案，但每一次“融合、創新、賦能”的探索，都是對未來教育生態的積極重塑打開一條“新路”。高等學校高質量發展最終依靠人才支撐，而教育，是最深遠的力量。（采訪人：福建技術師范學院藝術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高級記者 趙舟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