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 克：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11歲，家里受到沖擊，后來又分處江西、寧夏，我一個人在北京。到家庭重聚時，我已經是獨立的工廠工人了。當然家庭對自己還是有影響，比如我們的家庭很重視讀書學習、崇尚科學，比如生活中節約、崇尚勤儉，比如守紀律講禮貌、崇尚謙和，比如待人要平等，不要以為學歷高一些或官階大一些或收入多一些就高人一等，又比如不爭名利、不慕虛榮等等。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關心國家大事，這不僅是家庭教育，更是社會教育，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13歲的周恩來就提出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這種家國情懷，我是從小就崇敬的。家里的長輩中大多從青年時就參加愛國民主運動、走上革命道路、參加共產黨，我很小就讀《革命烈士詩抄》，接觸到革命烈士的故事，其中一些先烈與家中長輩有交集，很受他們“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精神感染，更使自己對于共產黨和共產黨為國家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奮斗的事業有了深摯的情感。
對我影響最大的，其實不是家庭，而是我自己一路走過的這些經歷。從小時候經歷文革，到后來進入工廠，再進入大學，出國留學，在清華工作20個年頭，又到天津大學、南開大學，一路前行的每一段都使自己學到很多、受教很多，有所進益。
比如，在北京景山學校讀了5年小學，可以說給我后來的50年打下重要的學習基礎、發展基礎。我15歲入工廠做工，在特殊的文革年代從特殊的角度進入了社會，近8年的工廠經歷使自己成長成熟起來，打下了后來的生活基礎、發展基礎。1977年恢復高考上了大學，實現了人生的一個轉折，直到現在，40多年再也沒有離開大學。
陳志文：
您這一代人的成長經歷非常重要，是不可復制的。您工作先后經歷了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三所高校。首先，您怎么評價清華大學？
龔 克：
清華大學是一所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學校。進入清華后，給我最大的感受是，老師們討論的問題開口就是“我國”，很自覺地以國家發展的需要作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非常關注國家和行業的發展，同時注意世界上相關的發展趨勢，有強烈的追求卓越爭第一的勁頭。
“低頭拉車、抬頭看路”是清華大學的一個重要特色。“低頭拉車”就是踏實務實，“抬頭看路”就是看方向、看國家需要。
我在電子系當主任時，有一位清華的老領導對我說，清華的電子系辦得好不好，要看該學科在行業發展中有怎樣的地位，是不是能在國家的電子行業發展規劃制定和重點攻關項目中起到重要作用，清華培養的學生是否在其中擔任骨干。
龔 克：
我剛到天津大學工作時，并不是太了解這所高校，對于“嚴謹治學、嚴格教學” 要求的“雙嚴”校風不太理解，覺得有些重復。但在后來的工作實踐中，我越來越認識到“嚴上加嚴”就是天津大學的文化，“不從紙上逞空談，要實地把中華改造”的傳統和雙嚴校風，使我受教頗多。
龔 克：
南開大學是一所文理綜合大學，其學科范圍更寬，學校從私立起家，走過了艱難困苦的發展道路，形成了獨特的南開品格。南開作為一所學校，最大的特色，是張伯苓開創的“公能”教育，其本質是與素質教育相通的。
曾有媒體朋友問我，南開大學的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出自何典？我說，這是南開大學原創的，是要培養學生“愛國愛群之公德，與服務社會之能力”。
張伯苓校長曾解釋說：“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不是小團體的利益；而“能”是要做到最能，“日新月異”指的是不僅適應新時代，而且要站在時代的前頭。這一校訓中，鮮明的“為公”的導向性和做到“最能”的強烈的實踐性有機結合，再加上與時俱進和創新性，實在是有了不起的獨到之功。他在創辦南開學校時，將“痛矯時弊，育才救國”作為義不容辭的神圣使命，要去中國民族“愚”、“弱”、“貧”、“散”、“私”五大病。
南開大學奉行的是德、智、體、群四育并重的全人教育理念，并將“四育”融入南開學校的建設之中，努力使每個學生都能擁有高尚的品德、獨立的人格、豐富的知識、超群的能力、團體的精神、美麗的心靈、健康的體魄。
我到南開任職后，覺得自己的使命就是在新的時期，把“公能”教育發揚光大，建設具有公能日新的南開品格的世界一流大學。
陳志文：
張伯苓校長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是比較全面的、深刻的、有高度的。
龔 克：
是的。在上個世紀前期的特殊歷史條件下，一批以“教育救國”為念的教育家為中國現代教育的興起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張伯苓是其中一位杰出且特殊的代表。他從1898年起從教，50年耕耘不輟，而且是大、中、小學一起抓，在近代教育家里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這一點也可以從胡適、梅貽琦、陶行知等近代教育家對他的評價中看出來。
張先生70壽辰時，老舍和曹禺聯合創作并共同朗誦了一首詩，很值得看看。當時的一批外國學者，撰寫了一本名為“Another China”的書獻給張伯苓70壽辰，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現在有一群南開校友將這本書從英文翻譯過來，作為對南開大學百年校慶的獻禮，這些國際學者認為當年的南開是在孕育一個新的中國。
張先生對教育的論述主要是演講的形式，非常豐富，有些是由“南開最好的學生”周恩來記錄和整理的。更可貴的是，他的教育思想不是從經典中摘取出來的，而是從教育實踐中總結提煉的。比如公能校訓，就是基于他30年的辦學經驗總結出來的。
在抗戰即將勝利的時候，他曾在紀念南開40年的文章中明確地提出，南開的將來要與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并駕齊驅、東西稱盛，他說這不是僅南開一校的榮光，而是關系到中華的復興。
陳志文：
當時的南開，作為一所私立學校辦的非常成功。
龔 克：
是的。張伯苓校長開創了大學、中學（包括女中）和小學一體化的南開教育體系。至今，我們的南開校友會，都是面向南開各校的，包括天津、重慶的南開中學和自貢的蜀光中學，等等。
張伯苓創辦的南開教育體系實施的公能教育，是愛國教育。當年每逢星期四，張校長都會給學生上自修課。他曾經向學生提出三個問題：“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真的愿意中國好嗎？”，這是著名的南開三問，它不僅是歷史之問，而且是時代之問，未來之問，我們要一代一代問下去。
當年張校長還要求南開同學“要顧公，不要凈顧自己，從自己起，每天想三回——‘我真愛國么？我自己對公家有好處嗎？我自己對公家有害處嗎？’”--這是南開版的“每日三省吾身”。張伯苓讓愛國在南開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融入到了言行中。
陳志文：
您對南開是有特殊感情的。我注意到您也經常提到周總理。
龔 克：
總理與南開是有聯系的。在南開學生宿舍以及好多地方，你都會看到有一面鏡子，其上懸掛著一副匾額，書有南開的鏡箴也叫容止格言：“面必凈，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你想想，這不就是周恩來嗎？
張伯苓先生曾經說，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也是他唯一請過的學生助理。在周恩來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教育理想的實現。周恩來是所有南開人的楷模和榜樣。
陳志文：
您在清華大學經歷的時間最長，清華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龔 克：
我在清華工作了20個年頭，是一生最重要的時光，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先后從事了教學、科研、管理工作，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底子。
我回國后沒有在清華直接入職，而是選擇先做博士后，為什么呢？因為當時有不少人說你不是清華畢業，在清華肯定吃不開，我心里很想進清華，但又很忐忑，所以想先做博士后試一試。后來我發現，一頭扎進去，走都走不了。清華并不像外面所說的那樣封閉，關鍵是自己要努力去做清華人，有服務國家和世界的大志向，又要踏實做事、行勝于言。
在清華大學做管理工作時，王大中校長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做研究生院副院長時，籌備學校的博士生教育會議，王校長要求我們要抓住博士生教育中的主要矛盾關系，來樹立清華博士教育的思路和格局。我做副校長抓科研和學科建設，王校長跟我說，要從四個層面來進行總體布局，就是前沿基礎研究、關鍵技術攻關研究、優秀成果的應用轉化、和面向未來的軟科學研究，每個層面部署十來項重點項目。
還有，當時清華大學大力推進綜合性、創新型、開放式的發展。而我覺得清華已經成為工科優勢大學，不是很了解清華為什么要強調綜合性。當時王大中校長找我談話時說，就像下圍棋不僅要謀子、更要謀勢一樣，對學校的發展不但要謀眼前事，而且要謀長遠事，要從整體上考慮問題。縱觀世界教育的發展，主要的一流大學都是綜合性大學，這里頭有規律性。從人的全面發展出發，確實需要綜合性的培養環境。
而清華要辦成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和未來的一流大學，必須走綜合性、研究型、開放式的道路。王校長高度重視學風建設，把學術誠信在清華提高到了一票否決的高度。他倡導建設以綠色教育、科研和校園為內涵的綠色大學，在學校踐行可持續發展戰略。回過頭來看，這些對于我后來做校長，有非常大的影響。
龔 克：
做校長和副校長的區別很大。副校長主要是協助校長做某一方面的工作，校長必須抓根本抓全局抓長遠，把根本任務貫穿到工作格局、學科布局、學校文化、人才隊伍等等工作之中。副校長可以為自己分管工作爭資源，遇到難事做請示，校長在學校里要合理配置有限資源、要對很難辦的事情“拍板”。
陳志文：
也就是說，校長要有足夠的擔當和寬闊的視野。
龔 克：
是的，要站得高、看得遠，在重點問題上也要能夠抓的實。特別是，作為學校主要負責人，雖然任期有限，但必須立足長遠。
陳志文：
您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天津大學校長、南開大學校長。如果給您自己打分，10分最高，這三個階段分別給自己打幾分？
龔 克：
這個實在太難了，而且自己打分也不作數，“行事見于當時，是非公于后世”，還是讓師生特別是今后的發展為我的工作做評價為好。
我自己想說的是，第一，無論是在清華、天大和南開，都沒有偷懶、敷衍和躲避，更沒有謀私，是秉公盡能地做事的，從做事的角度，也許可以打8分吧；
第二，無論是在清華、天大和南開，工作的成效都未能盡如人意，都沒有達到自己預設的目標和大家的期待，心存很多遺憾，從成事的角度，就到不了8分了，特別是在南開做了7年校長，遺憾更多。
龔 克：
比如，我在南開工作有個重要的目標是要實現“公能”特色素質教育的布局，在傳承百年南開傳統的基礎上形成新時期的公能教育體系，將來可以把南開公能教育進一步做成有世界影響的教育品牌。
我覺得，“公能日新”的教育品格是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世界意義的，因為它抓住了教育的本質。我努力抓工作思路向學生為本、素質發展和以學為主教學相長的轉變，抓公能文化推進南開優秀傳統與核心價值觀的融合建設，抓教學改革推進講一練二考三，抓師資發展推進引育并重文理并進和質量水平導向，抓學科交叉集成，如藥化生重點實驗室、生態文明研究院和經濟協同創新中心。
但是很遺憾，我覺得還是沒有抓到很好的突破口，沒有真正突破，讓新時期公能教育在學校各項工作中真正落地。
陳志文：
您遇到的困惑可能也是中國教育在未來發展中的重要困惑之一。隨著社會的發展，很多東西都要上一個臺階。低層次的溫飽好解決，而提高一個層次就相對難解決了。在高等教育進一步的發展中，將會出現交叉融合的復雜體系，確實是很難找到一個抓手。
這幾十年下來，您對教育的認知或者說興趣，是不是遠遠超過自身專業的研究了？
龔 克：
是的。因為職責驅動，從電子信息方面轉到了高等教育方面。
陳志文：
您接下來打算從事什么方面的工作？您對自己的期望又是什么呢？
龔 克：
目前，我現在還是很忙，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世界工程組織聯合會，這是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工程組織的聯合體，是工程技術界在聯合國為主的全球治理體系的代表。我現在是世界工程組織聯合會的候任主席，是聯合會的核心領導成員。該組織會不僅代表工程界在聯合國發出聲音，更要通過全球的工程能力建設和工程合作，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服務，這是該組織的宗旨。
第二件事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研究院。這是個智庫，研究發展戰略，不開發具體技術。主要進行的研究是，怎么讓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跟上智能化的趨勢，怎么推動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怎么對人工智能實行有效治理，以確保其為人類可持續發展服務。一年來，我們正在做智能科技企業的調研，試圖刻畫它的發展形態、揭示它的發展規律。
第三件事是生態文明教育，我還兼任南開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的工作，生態文明建設是中華民族和地球人類永續發展的大事情，教育要發揮基礎性、先導性作用，但實際上的差距很大。我們和清華、北大同時一起推動成立中國高校生態文明教育聯盟，認認真真地在推動這項事業。
剛才你談到“興趣”，社會上也越來越重視興趣對于學習發展的作用。可我覺得，在真實世界中，能憑自己興趣作選擇的機會，“愛一行干一行”的機會，其實是很少的，更多的是“被選擇”。
比如，上什么學校、什么專業好像是自己在選擇，其實是通過考試在“被選擇”。至于做什么工作、擔任什么職務，更是“被選擇”，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自己的興趣，而是以自己的素質、經驗、業績供對方選擇。
陳志文：
您也并不能完全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更想做的事情。
龔 克：
怎么說呢，這里大概就是“自由”和“必然”的關系吧，在某種意義上，自由是對于必然的自覺地適應。回過頭來想，我真正自己做選擇的一共就三件事。一是決定考大學，二是大學畢業決定繼續讀研究生，三是出國留學后決定回國。
我自己一路走過來，覺得重要的不是從自己的興趣出發做事情，“喜歡什么做什么”，而是要適應“被選擇”，“做什么喜歡什么”，努力做好自己“被選擇”去做的工作。興趣往往并不是做事情的出發點，而是做事情結果。因此，我的觀察和體會是，成功的人生，大多不是“愛一行、干一行”，而是“干一行、愛一行”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