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學時，我就覺得物理很有趣。考大學時，人家說物理系不好考，但我興趣在這里，就想試試看，最終考上了。格致中學給了我足夠的基礎。

北大比較有名，但人家勸我北大太難考了，家里人也不太贊成，覺得我還是在上海比較好。最后我還是留在了上海。實際上復旦大學對我的一生非常重要，改變了我對很多東西的認識。

復旦大學本來是沒有名氣的，1952年院系調整后，很多有名的教師全都過來了。在復旦我意識到，在大學里上大課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小班課。當時復旦的小班課是習題課，由助教來帶，給同學們解答問題，同時也出一些習題給同學們做。

復旦給了我很牢固的基礎。給我們上課的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比如，一年級講普通物理學的王福山教授，二年級的周同慶教授，講數學物理方法的王恒守教授，還有盧鶴紱教授等。

盧先生對我的一生影響也很大。他四年級的時候給我們上課，鼓勵大家提問題，啟發我們獨立思考。有一次上課時，我提出來他一個公式寫的不太妥當，他說回去再查一下。后來，他請我到他家里說，你講的是對的，下次上課我會糾正，一點兒都沒生氣。這就是大師風范。

他也是我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給我出的題目非常難，最后沒有做出來。后來其他科學家做出來了，而且拿了獎。但盧先生說，做了這個題目，對你來說就是最重要的。

第一，復旦的老師特別好，講課講的非常精彩。如上所述，院系調整后，復旦來了許多杰出教師。帶我們習題課的助教們也非常好，好多人后來都成為了教授。

第二，復旦的治學精神非常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是復旦大學的校訓。我最欣賞的是每一句話中的第二個字，博學的學，切問的問。學問、學問，是學習問問題，而不是學習答問題。

這要感謝鄧小平。建國后，中國留學生一般都派往蘇聯，我哥哥就是在蘇聯拿的博士學位。在中蘇關系破裂后，鄧小平同志就講了一句話“往西方派”。現在聽起來很自然，但當時是很不容易的。

我被選拔為第一批派往西方的候選人，集中到北京進行英語培訓。一開始許國璋考我們英語，結果沒有一個人及格。他說，如果我們想要通過英語考試，不要說半年，兩年能通過就不錯了。后來我同來自北京大學的陳佳洱講，我們的英文不見得就像他說的那么差，我倆約定從第二天起就只講英文，不講中文。最后，我們兩個都通過了，我去了丹麥，他去了英國。這個機會應該說是鄧小平給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覺得自己有這樣的機會很不容易，所以經常連夜做實驗。玻爾實驗室的分工很明確。有一次我要熬夜做實驗，擔心儀器壞了沒辦法修。管儀器的同事就給我準備了6臺。

我在丹麥玻爾實驗室的第一年主要是與丹麥人Per Rex Christensen合作，做出了很多成果，得到了玻爾教授的認可，邀請我又延長了一年在丹麥的時間。玻爾教授也非常鼓勵我們提問。

第二年有位美國科學家提出想加入我們。我報告給了大使館，大使館同意了。但考慮到當時的情況，我放棄了在合作成果上署名，那位美國科學家非常感動，他覺得主要工作是我做的。這件事也為我以后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他任職于美國武器研究院，后來主動向我發出了訪問邀請，促成了中國代表團對美國武器研究院的兩次訪問。

1983年的那一次，氫彈之父于敏也去了，那也是他唯一一次出國。我們一共去了6個人，他們有60個人陪同。美國武器研究所里有一個基礎研究部。我一開始很奇怪，做基礎研究的人又不搞武器，為什么要請他們。后來了解到，在基礎研究部的科學家可以搞自己的基礎研究，唯一的要求就是在討論武器時得聽著。這也就是美國武器研究所的高明之處。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提出來的意見，搞武器的人是提不出來的，這些意見能從根本上提高武器的性能。

在本科階段，學生的人生觀還沒有形成。因此，大學對他一生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是再次塑造的過程。本科教育最主要的目標是促進學生的思維能力平衡發展，使學生具備開放而全面的視野，以及均衡發展的人格，做人第一、學問第二。

如果一所學校不能抵制作弊風，是不可能辦好的。在第一批退學的學生里有一位來自我母校格致中學的畢業生。我當時很痛心，但一樣開除了。后來，我與格致中學的校長講了這事，他完全同意。

是的。

從我開始做校長時就認為，教授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把教學搞好，在這個基礎上再進行科學研究。教學是教授的本職工作，科學研究是教授自己要做的事情。我相信，有能力的人，一定可以兩者兼顧。如果不搞研究，就沒有更多新的東西，教學也是教不好的。一流的教授，一定是教學科研并重的。

因為慢慢地，我覺得人文和科技是分不開的，是密切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