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 | 劉獻君：高等教育研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中國教育在線

高等教育研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專訪文華學院院長劉獻君

陳志文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

專訪

劉獻君

文華學院院長

實踐出真知，高等教育的研究與實踐是互相推動的

實踐出真知高等教育的研究與實踐是互相推動的

陳志文：

做高等教育研究的人，當校長的很少，您可能是唯一一位。您覺得一線的工作經驗，對您做教育研究有什么幫助？

劉獻君：

我從1969年大學畢業至今，這50年都在高校行政管理一線工作。這是我與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

一線的工作經驗對于我的教育研究幫助很大。研究是為了解決問題，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再進行研究，得出理論、結論，研究與實踐是互相推動的。由偶然到必然，再到自由，這是我的研究路徑。在實踐中發現的問題往往帶有偶然性；必然則是客觀事物的真理、規律，是事物發展不可避免的趨勢，往往于偶然之中；而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是對事物的本質、真理的認識。

在這里舉一個我工作中的例子。1994年，華中理工大學把所有的文科放在一起，成立了文學院，我兼任院長。當時學校的文科力量很弱，要發展就必須取得理工科的支持，為他們服務。怎么服務？

我提出，面向全校舉辦人文講座。第一場講座原本安排在一個中等教室，結果坐不下，臨時換到了大教室。為什么大學生愿意聽人文講座？后來，這成為了我的研究課題。通過考察歷史、了解學生狀況、研究規律，我們認識到，大學教育不僅是專業教育，還要與通識教育相結合；學生的成長既需要科學知識，又需要人文知識，因此，在高校中進行文化素質教育是必然的。隨后，我們推出了大學語文水平達標考試。

陳志文：

當年我曾收到你們學校一位學生寫的一封信，說他終于過了英語四級，可以拿到學位了，但是提筆給家里人寫信，居然不會寫。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說英語四級不過拿不到學位，但是語文不過關，為什么就拿得到學位呢？

我記得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你們學校正好推出了大學語文水平考試。我采訪了當時的楊叔子校長，寫了一篇文章——《重了洋文輕了中文》，（注：《中國青年報》載《重了洋文輕了中文——英語過不了四級，不給學位；中文水平不過關就可以拿學位嗎？》）還獲了一等獎。

劉獻君：

對。后來，在教育部領導下，我們開始探索文化素質教育，主要包括三點。

第一，什么是文化素質教育？我們的研究發現，文化素質教育不是一種教育模式，而是一種教育思想、教育觀念，并非某一個具象的東西。

第二，文化素質教育起于知識、止于境界，從學習知識起步，但只有到了境界的層面，才能實現真正地融合。

第三，文化素質教育具有滲透性，要滲透到學校教育的方方面面，要與其它方面結合、協調起來。

陳志文：

對文化素質教育理解到位很重要，不能簡單化、標簽化。

劉獻君：

對。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逐步探索和推進文化素質教育。首先，推動文化素質教育進入課程體系，這樣才能持久，才能落實到每一位學生，幫助他們形成合理的知識結構。我申請了教育部的一個重大課題，聯合幾所高校共同研究，從國內外通識教育及文化素質教育的狀況、問題、經驗入手，探索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的特點、內容、體系等，并在此基礎上，開始編寫教材、開設課程。

其次，開展社會實踐。在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的過程中，一些工科老師提出，“花錢搞文化素質教育不如買點設備”，“你們文科老師的文化知識肯定比我們多，但思想品德不一定比我們強”。這引發了我們思考，知識不等于素質，從文化知識到文化素質的中介是實踐。于是，我們開始重視社會實踐，由時任校長的周濟院士親自抓，上半年給本科生開“社會調查研究方法”課程，暑期開展社會實踐，下半年進行總結交流。

再次，科學和人文是相通的，每位老師都要結合自己的專業課程進行人文教育。當時，我兼教科院院長，組織教科院博士生、碩士生對全校100位教授進行了深度訪談，包括楊叔子、裘法祖院士，收集了大量生動的事例，形成了材料。在此基礎上，我撰寫了一篇文章，總結了結合專業教育進行人文教育的八種方法：起于知識，啟迪精神，滲透美育，行為互動，營造氛圍，以悟導悟，以人為本，止于境界。時任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同志看到我的文章后，給我寫了一封信，對我們的探索實踐給予了充分肯定。

很多老師確實做得好，比如后來到武漢理工大學任黨委書記的劉偉教授，他把熱力學和生命相聯系，講到沒有熱就沒有生命；又比如材料學的一位老師，講到材料是人類文明的基石；還有一位老師講的美育讓我印象深刻，他說，不懂得美就不懂得丑，不懂得丑就沒有羞惡之心，沒有羞惡之心何談道德？這把美和道德的關系說透了。

陳志文：

很多自然科學領域的老師在講文化時，在某種程度上是用自然科學的邏輯體系去解讀，非常有意思。

劉獻君：

是的。文理其實是相通的、交叉的。

高等教育研究得解決實際問題，支撐高等院校發展

高等教育研究得解決實際問題支撐高等院校發展

陳志文：

清華大學今年校慶日有一個活動，研討綜合性大學如何辦好教育學院。我跟同濟大學常務副校長江波聊了這個話題，覺得綜合性大學辦教育學院，說小了，要能給學校發展提供支撐，說大了，要能給國家發展提供支撐，而不能自娛自樂，甚至只管發論文，那是沒有價值、沒有意義的。實際上也是在強調高等教育研究要以問題導向，要解決實際問題。在您這些年的高等教育研究過程中，還解決了哪些從需求出發的實際問題？

劉獻君：

我非常贊同您的說法。中國的高等教育研究隊伍是全世界最大的，文章最多的，但是不太管用。這些年，高教研究刊物就是研究者看，你看我的、我看你的，你引用我的、我引用你的，熱熱鬧鬧，但是校長不看、處長不看、老師不看、學生不看，似是不結果的樹。

為改變這種狀態，從2000年開始華中科大在全國推進了院校研究，研究每一所學校自己的問題，為其決策提供支持，推進學校教育教學改革，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院校研究的開展，也是一個從偶然到必然、再到自由的過程。1999年，我接任高教所所長，我和張應強、沈紅、別敦榮三位副所長探討如何能辦出特色。當時，中國有四個高等教育研究博士點，北大、廈大、華東師大和華中科大，北大以宏觀政策研究為主，廈大以理論研究為主，高教研究對于華東師大而言并非重點。根據我校的高教研究傳統，我們決定以院校研究為特色。

2000年我們成立了院校發展研究中心和院校研究所，首先進行院校研究的探索，弄清院校研究是什么。從學習美國院校研究開始，探索中國特色院校研究，最終明確了院校研究包括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詢研究、應用研究。

2003年舉行了第一次院校研究學術會議，此后每年舉行。2007年經民政部批準，成立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院校研究分會。這些年來，我們通過多種方式一直在全國推進院校研究。

陳志文：

說到這兒，我想問您一個問題，您做這么多年的研究，對學校發展有什么樣的推動作用或者說支撐作用？

劉獻君：

我主要是從實踐中發現問題，然后開展研究，并將得出的結論寫成文章、書，或者到高校作報告、咨詢，從而對高校產生一定的影響。例如：針對高校戰略規劃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從戰略規劃走向戰略管理，將戰略規劃、戰略實施、戰略評價相結合的觀點；

針對高校分類、定位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建設教學服務型大學的觀點，后來成為了部分大學的類型定位，對促進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發揮了較好的作用；

針對學科建設，提出了沒有一流學科就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學的觀點，提出學科建設要把握好方向、隊伍、項目、基地四個要素，處理好內動力與外動力的關系等；

針對大學德育研究，提出了大學生發展的三個規律、思想教育過程社會化、大學生第一個過渡中要解決四對矛盾（目標失落與確立、自我沖突與認同、理論困惑與選擇、學習依賴與主動）、環境中偶然因素對人的影響規律等觀點；

另外，針對大學理念、學校辦學特色、大學決策、學校制度、課程設計等方面的研究，也產生了較大影響。

以高教研究為指導，促成了華中科大的歷史轉型

以高教研究為指導促成了華中科大的歷史轉型

陳志文：

您覺得，華中科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對華中科大的崛起產生了怎樣的作用？它的價值是什么？

劉獻君：

從朱九思校長開始，到楊叔子校長、周濟校長、李培根校長等，華中科技大學歷來有重視高等教育研究的傳統。朱九思、楊叔子先生都曾帶過高等教育學的博士生，李培根先生今年也開始帶博士生。

我曾總結過華中科技大學發展的七個關鍵節點，在每個節點上，華中科大都經歷了抓住問題、開展研究、推進發展的過程。例如，華中科大發展的第三個關鍵節點是在1980年左右，由工科為主的學校轉向綜合性大學，這是華中科技大學一個根本性的轉折點，在全國工科大學里我們是最早辦綜合性大學的。

陳志文：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你們也是工科大學里第一個辦新聞專業的。

劉獻君：

對，當時有人說，工科大學辦新聞專業，本身就是一個新聞。

陳志文：

從一所單科性學校到各學科全面發展，可以說，你們是在別人調頭之前，提前調頭了。

劉獻君：

對。學科也是我們研究的重點，因為學科是大學的基本元素。我們起初開始研究學科時，根本搞不清楚學科是什么，專業是什么，課程是什么，多數人說不出來。其實，缺乏概念思維是我們在做研究時的一大毛病。因此，我們首先研究的就是學科是什么，專業是什么，這兩者的關系是什么。然后再研究學科建設、專業建設等等，并以研究成果指導我們的學科建設。

在這里，我以文科為例，講一下華中科大的學科建設。我認為，一個學科的建設要經過起步、發展、提高三個階段，各階段大體都需要十年。上世紀80年代初，華中工學院開始創建文科，很不容易。

1994年以成立文學院為標志，文科進入發展階段。當時，全校文科有7個碩士點，文科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有2人，所有文科在一個大樓。到2006年，經過10余年的努力，全校文科已有2個國家重點學科，9個省重點學科，26個博士點，6個博士后流動站，64個碩士點，文科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達到150多人，有8棟文科大樓。

我們的文科能有如此迅速的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依托學校強大的理工科背景和優勢，發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文科。每個文科學科都根據學校的理工優勢，在學科交叉點選擇了獨特的方向，實現了重點突破。

例如：新聞學院以新聞傳播學與信息學的大跨度交叉，開辟了“網絡新聞傳播”方向；經濟學院突出了數量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公共管理學院突出了數字化城市管理、電子政務；法學院突出了科技法學；中文系將語言學與計算機技術進行交叉融合，開辟了新的發展方向；哲學系發展了生命哲學等等。

與此同時，我們還做了很多努力，如聘請學術大師、引進年輕博士、開展科學研究、建設實驗基地、修建文科大樓等，文科就這樣發展起來了。

陳志文：

總而言之，華中科大的文科發展都是圍繞華中科大自身特色的。這種學科上的擴張是基于原來學科優勢，不是盲目的，是在已有學科群的基礎上再進行交叉融合。

劉獻君：

對，確實如此。

陳志文：

您是高等教育研究界的前輩之一，您如何評價潘懋元先生和朱九思先生？

劉獻君：

潘先生和朱先生是好朋友，都很優秀，潘先生偏理論，更多地是從高教理論體系的角度進行研究；朱先生偏實踐，主要探索高等院校辦學中的問題。

中國高等教育40年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仍有難題需探索

中國高等教育40年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仍有難題需探索

陳志文：

在“985”工程實施期間，您曾有分管學科的經歷。今天再回頭看，您怎么評價“211”、“985”工程？

劉獻君：

我認為“211”、“985”都非常好地起到了應有的作用。比如“211”，一是明確了重點建設高校，二是開始重視學科建設。

陳志文：

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我們是有重點的進行支持，不搞大水漫灌，突出建設重點學科。

劉獻君：

對，真正扎扎實實地把一些重點學科支撐了起來。“985”工程也是如此，進一步推動一些學科自行發展了起來。

陳志文：

對于今天的“雙一流”，您又怎么評價？

劉獻君：

“雙一流”在“211”、“985”原有基礎上實現了進一步的綜合，強調綜合深化，強調中國特色，而且擴大了范圍。

陳志文：

從我的角度看，“雙一流”其實更強調特色。與“211”、“985”相比，“雙一流”建設高校增加了25所，而這25所里，除了寧波大學和河南大學，剩下的都是單科性學校。“211”、“985”高校基本是綜合性大學，但“雙一流”很明顯強調的是學校的發展特色，導向是很明顯的。

劉獻君：

對。

陳志文：

再回到二十多年前，您經歷過高校大擴招，您怎么評價？在大擴招之前還有一波院校合并，您又如何評價呢？

劉獻君：

任何事都有利有弊，沒有絕對好的事，也沒有絕對不好的事。院校合并，我認為利大于弊。在這之前，中國沒有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綜合性大學。院校合并最大的好處是產生了一批綜合性大學，有些學校在并校的同時也進行了學科綜合交叉，這都促進了高校更好地發展，便于管理。當然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把有些相似的學校合并在一起，意義就不是很大。總之，有利有弊，利是主要的。

對于大擴招來說，這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教育理論和教育規律，但這是中國國情的需要，大擴招至少一下子把高等教育的整體規模提上去了。中國高等教育這四十年的發展，可以說是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個契機，對國家民族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陳志文：

對。二十年前，我是堅決反對大擴招的，但二十年后，我堅決支持大擴招。處于不同的歷史時期，對同一件事的評價是有差異的。

很多人一直在質疑大擴招，認為造成了高等教育質量下降。但就像湯敏先生說的，這是個偽命題，不能拿當時招的幾十萬人，來與現在招的幾百萬人來比。

劉獻君：

是的。畢竟這么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對國家今后發展的影響深遠。而且，教育部也采取了相關措施，如本科教學水平評估，以保證基本教學質量。當時，教育部高教司給了我一個大課題，就是對大擴招進行調研、總結。我們發現，大擴招實施的這幾年，高校增加的教學設備數量超過了前幾十年的總和，使得教學質量有了基本保證。

陳志文：

現在高等教育強調“以本為本”，我的理解，這是對過于重視科研的調整，您如何評價？

劉獻君：

對。強調“以本為本”，就是要提高教學質量。對此，我很擔心一個問題，國內高校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不高，這是一個公認的基本事實。學生不學，質量怎么提高？但現在我們談外在原因多、喊口號多，沒有實實在在去分析這里面的問題、原因，很少有人去真正研究學生成長的規律。學生學習沒有積極性，說明他沒有強烈的學習需要。因此，既要滿足學生需要，又要引導學生需要，這是教師教育的重點，也是難點。我們現在談滿足需要多，談引導需要少。

從第一輪本科教學評估，我就開始走進課堂去看，看一個兩個沒什么概念，看多了以后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課堂上，學生的眼睛不亮，老師的課沒有打動學生。我在教師座談會上說，印刷術早就有了，現在又有了互聯網，為什么還需要老師講課？有的老師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沒想過課程是需要設計的。對此，我們又重視了多少，研究了多少？我們對教育教學的基本規律、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口號上，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陳志文：

您覺得現在中國高校，或者說高等教育，還面臨哪些較為突出的問題？

劉獻君：

剛才提到的學生學習積極性的問題是其中之一。另外，我覺得，中國高校的內部管理還存在不少問題。中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后，“量的增加必然引起質的變化”，高校管理也應該有質的變化。但事實上，我們的高校管理變化并不大。

舉個例子，高校管理結構分為校、院、系三級，進入大眾化階段以后，應以院為主，否則難以管理；但目前的情況是仍然以校為主，難以做到以院為主，產生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學院太多。我曾對一所著名大學的二級單位進行過統計，包括學院、機關、直屬單位，共102個。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有的大學設置了學部來對學院進行管理，又增加了一級管理體制，效果并不理想。

陳志文：

我也做了一個梳理，從1978年到現在，學校的管理機構越來越多。比如，過去一個學院或系對接10個部門，但現在可能要對接40個部門。

劉獻君：

是的。高校的管理結構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再有，現有學科組織結構不適宜科學技術發展的要求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學科交叉是創新的源泉，通過知識對流、模式組合、方法碰撞、理論互鑒等，產生新思想、新理論、新方法，從而推進一流學科建設。但現有學科組織結構及制度導致人才流動、資源共享較為困難；評價的單一性也造成了考核評價的障礙。單一的學科組織結構與學科交叉融合趨勢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世界性難題。雖然大家都在探索，但仍然沒有突破。

陳志文：

您在文華學院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改變？

劉獻君：

文華學院還沒有到那種大的學術交叉的地步，我們的科學研究處于起步階段，所以，在文華學院這個問題還不是很突出。但從建校開始，在組織結構的設計中，我們就考慮到了這一問題。文華學院分為學院、學部、系三級，只設置了六個專業學部，每個學部所包含的專業范圍比較廣。這樣做的目的，一是為學科交叉打下一定的基礎；二是為實現三級管理、以學部為主創造條件。因為二級單位少，權力配置相對集中，便于學部發揮作用，也便于學校統籌管理。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大學的治理、管理距離決策科學化還有很長的距離。這表現在很多方面，例如大學決策的程序不健全、缺乏決策支持系統。原本，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理應擔負這一任務，但實際狀況并非如此。我認為，大學應重視院校研究，建立科學的決策支持系統。

只要目標明確，共同創造，就沒有辦不好的學校

只要目標明確，共同創造就沒有辦不好的學校

陳志文：

您的專業是工科，最后做了高等教育研究。您覺得工科的學習對做高等教育研究有什么幫助嗎？

劉獻君：

我覺得有兩個明顯的幫助。第一個幫助是邏輯思維，工科的邏輯思維比較強，這對于高等教育研究來講很重要。我發現，學生們論文的問題往往都出在邏輯上。

第二個幫助是科學精神。我大學畢業以后，做的第一個科研項目是200A可控硅研制，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最后成功了。在研制的過程中，要通過燒結在硅片上使某一個物質進行擴散，多一點、少一點都不行，否則電流無法控制。

自此，“科學來不得半點虛假”這句話，就深深印在我腦子里了。為了做好教育工作，我自學了社會學，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研究教育。而教育是一個實際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去研究，會產生不同的結論。我的知識結構不足以滿足研究需求，就用“功能的方法解決結構性問題”，即研究到什么問題，涉及什么理論，就學什么理論，并且還要系統地學。不學哲學，不學黑格爾，不學馬克思，怎么進行研究呢？我在指導學生時就說，“不能用無知去研究未知，要用科學理念去進行研究”。

陳志文：

您在高校做了大量的行政工作，對您做研究有什么幫助？

劉獻君：

這些實踐經驗能幫助我發現問題，在研究和解決問題時，也更有底氣了。另外，也給了我背景支持，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必須對高等教育管理有所了解。

陳志文：

也就是問題導向。換句話講，我們很多社會科學研究，就是要給現實社會運行提供支撐或者幫助。在文華學院，您的研究可以轉化為實踐，理論上對實踐的影響應該更大，對吧？

劉獻君：

是的。對于文華學院來說，首要一點，就是要把握住教育的根本目的。我們的宗旨就是育人為本、質量第一，這也是我們學校保留的唯一一條標語。

第二，在育人方式上，我們采取的是個性化教育方式。

第三，文華學院是全校師生共同參與、共同創造的，而不是因為我是校長就去實踐我的思想，當然，我會提出目標。

在共同創造的過程中也要遵循三點：一是要把握住方向；二是要遵循規律；三是要有招數、有辦法。

在這里，我主要說說個性化教育，這是文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也是區別于其它學校的一個特點。文華的個性化教育是從偶然開始的。2005年暑期研討會上，有人提了一個問題，有170多位學生基本上不聽課、10多門考試不及格，該怎么辦？我說了一個辦法：組織一個小組，我當組長，大家參與，與這170位學生一個個地談心，了解他們為什么不學？有什么困難？有什么問題？后來我們真的一個個地去談了，結果出乎我的意料，這些學生都很愿意交談。談完以后我們對這170多位學生一個個地分析，根據每個人的特點制訂課表。

后來，這些學生考試都及格了，還有三個人考上了研究生。這件事引起了我們的思考，每個學生都不一樣，是有個性的個體，這啟發了我們的個性化教育。

經過充分的準備，2009年，我們正式開始討論怎樣開展個性化教育。中國光谷首倡者黃德修老師說，個性化教育是我們文華人的一種境界、一種精神、一種責任，這個說法很到位。我們從發掘每個學生的優勢潛能開始，首先搞清什么是潛能，在此基礎上，設置了潛能導師，正式開始了個性化教育。

這是一個共同創造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探索、完善的過程。我們邀請到了國內著名教育學者潘懋元、顧明遠、葉瀾、周遠清、王英杰、鐘秉林、瞿振元、丁鋼、張楚廷、郭文安、王義遒、陳學飛等來校指導，幫助我們完善個性化教育，通過不斷總結，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深化個性化教育。

現在，“三九個性化教育模式”已經形成，即：三個關鍵點——潛能、立志、空間；三類學生——學術型、能力型、潛力型；三個一工程——一人一規劃、一生一課表、一師一優課。個性化教育對學生成長發展確實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文華學院的個性化教育仍在探索、深化之中。

陳志文：

從華中科大到文華學院，在這一轉換中，您最大的壓力是什么？

劉獻君：

民辦高校有它的優勢，機制靈活性強，但是怎么處理好和董事會的關系？在經費比較緊張的情況下怎么保障教學質量？這是有壓力的。

但我相信只要目標明確，每個人都參與創造，就沒有辦不好的學校。我們學校整體上凝聚力很強、很團結，老師學生都是有智慧的。

有一位同學曾說，“個性化教育的起點是尊重學生，終點是學生尊重”。換句話說就是，當學校、老師尊重學生，學生就會尊重學校、老師。

還有一位工科老師說，“個體差異是重要的教育資源”，我覺得這話說得很好，個體差異本身就是一種資源，大家互相影響。文華學院還有一個很好的亮點，叫“周日晚點評”：每周日晚上，老師、學生會對社會問題、學習問題進行交流，有時候我也參加，效果很好。

陳志文：

您上學是在華中工學院（華中科技大學前身），后來長期在那里工作，現在來到文華學院。您覺得，這兩所學校分別給您帶來了什么影響？

劉獻君：

實際上，我經歷了四所學校，但主要經歷是在華中科技大學。1983年到1985年，我到襄樊，創辦湖北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后來去了中南政法學院，我是該校復校后第一任宣傳部長。這四所學校，對我來講都是有幫助的，但影響最大的還是華科，給了我更廣闊的視野。

陳志文：

如果時間允許，您準備把文華學院辦成一所什么樣的學校？

劉獻君：

我七十多歲了，在文華學院做校長的時間大概不會很長。但是，建校之初，我就提出了一個三十年的規劃。第一個十年是起步，把學校建起來，達到基本要求。第二個十年是發展，這個階段的基本思路是優化結構，重點突破。第三個十年是提高，全面提高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提高科研水平，提升人才培養質量，使學校成為高水平民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