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 | 中山大學原校長黃達人：大學的觀念與實踐--中國教育在線

大學的觀念與實踐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專訪中山大學原校長黃達人

陳志文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

專訪

黃達人

中山大學原校長

黃達人，1945年4月生，浙江象山人，數學教授。畢業于浙江大學數學系，而后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做訪問學者。曾任浙江大學教務處處長、副教務長等職。1992年至1998年任浙江大學副校長。1998年11月調任中山大學常務副校長。1999年8月至2010年12月任中山大學校長。

大擴招的歷史意義

陳志文：

您1999年就任中山大學校長，也恰恰是在那一年，中國高等教育開始了一場“大擴招”。您怎么看當年的大擴招？

黃達人：

我們在評價大擴招時，要看看當時的高等教育要解決什么問題。當時對高等教育的主要需求是提高毛入學率和勞動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現在有人會講毛入學率提高了，但是質量卻下降了。我認為，高等教育發展到今天，有必要對質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也不要忘了，當時要解決的首先是廣大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陳志文：

我們當時定的目標是毛入學率達到40%，現在已經到了48.1%。

黃達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首先得看當時的背景，任何政策都是有階段性和歷史性的。

陳志文：

大擴招對中山大學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黃達人：

當時廣東省對我們中大是給了任務的，按照省政府的說法，廣東省優質教育資源不夠，要求我們擴招，我們原來一年是招五千人，省里要求擴招三千。

我始終認為，中大要做的是精英教育，這是中大自己的辦學定位。但是要解決高等教育大眾化問題，中大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擴招，同時學校也要為新學科的發展拓展空間，因此校區也要擴大，珠海校區的地就是我的前任王珣章校長找來的，我接手后，把他找的那塊地落實下來了，真正的功勞是我的前任。

陳志文：

珠海校區是異地辦學，如何能讓中山大學的文化傳承過來？

黃達人：

我一直對與我合作的兩任黨委書記是高度贊美的。李延保書記說，要把珠海校區辦成原汁原味的中大，而不是分校，要盡可能把中大的文化在珠海校區得到傳承和發揚。實踐中，他一到周末就跑珠海去，黨委書記不光是指明方向，而且身體力行。

陳志文：

中山大學珠海校區的建設，可以說順應了當時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趨勢。

黃達人：

我們當時辦新校區，是跟國家的政策是一致的。

陳志文：

在多校區辦學的過程中，您是否遇到過困難？

黃達人：

多校區辦學不是我們的選擇，不是說我們要辦一個新校區。從校長的角度，我當然更愿意集中在一個校區，但是老校區的文保建筑不能動，旁邊找不到可擴充的余地了，所以不是我們有意多校區辦學，而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

一方面，多校區辦學的成本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學科的劃分、布局也變成多校區辦學的一個主要矛盾。當時我有一個想法，我認為后面的人總比我們更聰明，很多事情一時看不清，先得有一個過渡，留給后面的人來解決。還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們的招生數會不會一直都保持在八千？這是首先要考慮的。

另外，短期內對學科發展規劃要有清晰的判斷還有困難。我們當時的做法是辦了幾個與原有學科類似的學院，讓老學院帶新學院，主要用于解決擴招問題。

比如說我們的嶺南學院很好，是以經濟學為主的，我們在珠海就辦了國際商學院。我們有外國語學院，就在珠海辦了翻譯學院。還有地理學院，就辦了旅游學院。一開始都是母體學院的院長過去兼任新學院的院長，這樣師資可以調配，母體學院也可以給予支持，我認為，這對于新建學院來說很重要。當時還做了一個決定，臨床醫學不擴招，保持精英教育的規模。

辦新學院的目的就是消化大量的擴招。以后如果招生規模要縮減了，再要調整就很簡單，如果要布局新的學科，關掉一個這樣的學院就可以把空間和資源騰出來了。學校也沒有給這些新建學院以學科建設任務，這樣學科布局的變動就很小，新學院以教學為主，它們的學科建設由母體學院來統籌。

過了幾年就發現，國際商學院、翻譯學院和旅游學院的學生招生情況都不比本部的差，就業也很好。意外的收獲是，旅游學院的學科排名更是進入了QS世界排名前十。

陳志文：

珠海校區的建設提高了學生的容納量，也就意味需要更多的師資，您當時怎么做的？

黃達人：

師資主要由院長去解決。學校給他們的政策是以教學為主，有多少學生，給你多少經費。這些經費打包給院長，他用來招聘教師可以，招短期聘用的也可以，結果幾個院長都做得很好。我認為，請對一個院長很關鍵。

對于學校而言，當然要注重引進學科帶頭人，但是聘用優秀的院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我喜歡說，一流的院長聘用一流的人才，二流的院長找三流的學者。

教育評價的三個層面

陳志文：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在這個問題上您怎么看？

黃達人：

我認為，解決高等教育評價的問題應該分三個層面：第一是國家對教育的評價，第二是教育部對于大學的評價，第三是學校內部對教師的評價。

在國家對教育的評價層面，比方說，2015年職教大會強調要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因為一直是教育主管部門在推動，所以大家很容易從學歷提升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反而失去了職業教育的特點。我認為，更應該放在整個國民教育體系或者終身教育體系里面來看職業教育可能更有利。

最近，我去廣東開放大學調研，看到他們牽頭做了一個《廣東終身教育資歷框架等級標準》，劃分了七個等級，左邊是從小學、中學到專科、本科、碩士、博士的學歷教育體系，中間是職業教育體系，最右邊是職業資格體系，嘗試在不同教育類型之間以及教育與勞動之間尋求一些等價關系。廣東開放大學也正在用建立學分銀行等途徑努力付諸實踐。

我覺得廣東開放大學設計的這個體系還是很有意義的，他們認為最高的職業技術等級應該與博士相當。

最近我也看到新聞報道里說某個青年演員博士論文造假，其實我覺得他演戲演得很好啊，完全沒有必要再去尋求一個博士學位，特別是用不正當的手段。

在建立國民教育體系方面還有一個例子，2012年，我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訪問，它的前院長林靖東向我介紹的第一張PPT就是新加坡教育體系，他沒有先介紹學院的情況，而是把新加坡的整個國民教育體系展現給我，一下子就明白這個學校在國民教育體系中的位置。

新加坡的體系有兩個特點：第一，工藝教育學院（相當于國內中職）、理工學院（相當于國內高職）和大學，這三個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教育是互相銜接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是相互融通的。

第二，所有就業的學生隨時可以再回到工藝教育學院、理工學院或大學進行深造，在新加坡，教育不僅僅是沿著學歷向上的，而是雙向的。

一個是廣東省的嘗試，一個是新加坡的情況，我認為，這兩個體系的好處就是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國家層面應該建立起這樣一個體系，這樣我們對于人的評價就不是只有一種方式，而是有多種評價了。

陳志文：

我贊同您的觀點。

黃達人：

再說教育部對大學的評價。社會上對于以學科來評價大學有很多不同的觀點，我認為，也要看到學科評價正面的作用和歷史進步。

一方面，學科建設是中國高校取得快速發展的基礎，在教育部的引導下，大學對于學科建設意義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最早可能局限于關注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后來把學科建設看作組織建設的過程，強調平臺建設的重要性，注意學院的設置與學科口徑的關系，現在更多地關注學科建設對人才培養的作用。

另一方面，針對學科評價口徑的問題，實際上也在發生著變化，我記得浙江大學在路甬祥時代就提出系管教學，二級學科建研究所，當時教育部的學科評價口徑也是二級學科，這對我由浙江大學調到中山大學初期的工作很有幫助。

這一次“雙一流”的遴選和建設是以一級學科為導向。學科評價的口徑在不斷改變，也在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除了學位中心的一級學科評價以外，還有QS、THS等，豐富了學科評價的方式。

比如，前面說的旅游學科，在學位中心的學科評價中是工商管理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但是在QS學科排名中卻是一級學科。有多種不同的學科評價方式，有利于各個大學辦學特色。

在此基礎上，我認為，除了學科評價，還要更加關注社會評價。第一，很多大學排行榜的指標體系里都有聲譽指標，其實就是結合了社會的評價。第二，如果說排行榜跟高校實際實力的差異太大，也沒有公信力和市場，排名榜也很難活下去。一定程度上，我對排行榜不是否定的。

同時，我也認為，不能讓排行榜左右大學的辦學實踐。我想，我們不能刻意去追求一些指標，造成動作變形。

我還經常舉ESI的例子，當時我們在北京開會，教育部一位領導做報告時說，可以關注ESI這個指標。然后是作為進入ESI前1%學科最多的兩所大學的校長上臺發言。我當時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因為我在學校里面講過狠話的，只要我當校長絕不給學院下任何指標，連科研指標都沒有，我始終認為，成果是老師干出來的，而不是校長下指標下出來的。我連說慚愧，連ESI是啥都不知道。還準備回去后趕緊去查查看，找兩個離1%最近的學科努力一下。結果查完以后同事們告訴我，中大進入前1%的學科在全國排第三。當時我很高興，后來在學校大會上說，ESI給我的感受是，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我希望一定不要去追求指標，但是真按指標來評價大學的時候，我們表現也不錯。我想，這大概就是我想追求的最高境界。

陳志文：

是，就跟現在的應試教育是一個道理，分數沒有錯，但目標是為了分數就錯了。

黃達人：

現在的大學排行榜，我想沒有一個校長敢說我不介意的，因為它直接影響著招生。

陳志文：

關于教育評價，您還關注哪些問題？

黃達人：

還有就是“唯論文”的問題，本質上是大學內部對教師評價的問題。

我前段時間去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做評估。它是一所新辦了五年的獨立設置的學校，我重點了解了他們的師資隊伍建設情況。也請管人事的副校長介紹了香港高校的情況，他原來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人事處長。

港中深一共有277位教師，分為三個系列：第一個系列是Tenure，就是一般講的終身教授，教學科研并重，有170多人；第二個系列是Teaching，有教學任務而沒有科研要求，有100人；第三個系列是Research，只做科研不做教學，目前只有1人。

我問他們，Teaching系列的教師有什么要求？他們說，對于Teaching系列教師考核、晉升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上課。考核的時候不要求填寫承擔了什么科研項目，也不要求發表了多少論文，只做教學，沒有一個跟科研相關的表要你填。

我問，是不是只有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才這樣。他說不是，港大、港科大、港中文以及英聯邦國家的高校都是這樣的。

我認為，這件事值得我們思考，中國的高校里是不是也應該建立一支專注教學的教師隊伍。不同的高校根據自己的辦學定位，這個比例當然是有所不同的，但不再是選個別教學特別優秀的作為點綴。大學要在“唯論文”這個問題上做出改變，就應該把教師分類評價的渠道開通出來。

關于大學內部治理

陳志文：

剛才談了一些比較宏觀的問題，下面想問一些關于大學內部治理的問題。您認為，大學內部治理首先要關注的一個問題是什么？

黃達人：

最近幾年，我參加了比較多的本科教育工作審核評估，一個比較深的感受是，大學的辦學定位還沒有引起高校普遍的重視。辦學定位提法里的含義沒有很好的闡述，比較多的是一個口號，對于這個定位在學校里也沒有很好的宣講，沒有成為行動的指南。

陳志文：

高校的辦學定位直接影響著人才培養方向，不同類型的高校應該有不同的辦學定位，以培養不同類型的人才。

黃達人：

卸任中大校長以后，我大概跑了400多所高校。我認為，中國高校客觀上有七個層級，“985”、“211”，現在改為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再下面是博士授予權的大學、叫大學的高校、碩士授予權的學院、地方本科院校，高職高專。

仔細看，不同層級學校的人才培養定位是不一樣的，與處于什么階段有關，人才培養里，越是上面的越講究培養通才，所以教學改革的切入點往往是通識教育；越往下越強調應用型，教學改革的切入點是專業教育。

越往上專業口徑越寬，我記得北大曾申請舉辦了一個政經哲（政治學、經濟學、哲學）專業，清華大學按16個大類招生和培養。

越往到下面，專業越細，按專業方向來辦，上海立信會計學院是個很好的應用型高校，它里面有一個金融專業，按金融業的四個子行業方向來分的，銀行、證券、期貨、保險，是一個專業拆成四個方向在培養。

處于不同歷史階段，就會有不同的教學改革，有不同的專業口徑，就有不同的人才培養方案。

我曾經去過一個高校，各種排名大概一百多名，提的口號是要進入全國百強，我請學校關注一件事情，有一個專業，設在兩個學院辦成七個方向，這就不像一個百強高校。

辦學定位為什么那么重要，因為決定了你的專業口徑和人才培養方案。辦學定位不同，對學校的考核指標也應該不同，這樣就不會跟清華、北大去要求就業率，跟新建本科高校去要求深造率。

對于辦學定位，我還有一個觀點，明確辦學定位不僅僅是高校的事情，同時也是舉辦者要發揮更大作用的地方。

陳志文：

也就是說政府要對高校的辦學定位有所引導，而目前政府在這方面做的還不夠。

黃達人：

我接下來要去廣東一所高校做評估，材料都認真讀了，也跟該校校長交流過。這是一所老本科，原來是文理為主，2015年一年關掉了15個專業，因為辦學定位從綜合性改為以理工科為主。跟這所高校校長交流時，我問他你怎么改的辦學定位？他說是廣東省的要求，要求建設高水平理工科大學。

我認為，中國的大學是政府出錢建設，政府作為舉辦者要體現舉辦者的意志，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忘記了，政府也淡忘了。作為校長，不能一味強調辦學自主權，忘記了地方的需求。我認為，這所高校就是一個典型，舉辦者提出了要求，在經費上支持你，但是你要辦理工科大學。

陳志文：

這是有意義的。

黃達人：

政府應該管的是這一塊，我希望你辦的是什么，希望你培養什么樣的人。我覺得政府影響大學，或者對大學的指導，這是最重要的指導。

廣東省在高水平大學中提的口號：“沖、補、強”，沖一流、補短板、強特色，尤其是強特色，所在地的市政府要把關，學校的辦學定位符合這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這才是真正的政府跟大學之間的關系。

我總覺得一定要把舉辦者跟辦學者分開，舉辦者的意志和承諾要在《大學章程》里得到體現。我到臺灣大學去，臺大時任校長是李嗣涔，我跟他講章程，他抽屜打開就拿給我看，說他所有的權力都在這里，章程賦予什么，就是什么。

我到澳門大學，時任校長趙偉說澳門大學的章程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特首批的，第二部分是立法會批的。第三部分是董事會批的，第四部分才是澳門大學自己批的。比方說，為了一個學院多設一個副院長，一看權力在董事會，于是報董事會同意。

陳志文：

也就是說，政府在高等教育的管理上有些錯位和缺位，政府現在管的很多事情，應該是校長管的，而應該是政府管的事情，反而沒有管。

還有一個問題，您一直在講的一個問題就是校院兩級管理，您是怎么考慮的？

黃達人：

原來我們講大學內部治理，更多是關注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現階段，很多學校關注校院兩級管理，就是管理重心的下移，關鍵就是怎么能夠把學院一級的積極性完全發揮出來。用時任上海交大校長張杰的話說就是從“校辦院”到“院辦校”。為此，我專門去了一些高校做調研，看到了很多好的案例，也看到一些問題。

我去一所高校的某個學院座談，院長向我們介紹了教學上取得的成就并分析尚存在什么問題，是什么原因。他說，我們教學上不足的是學生的國際交流開展不夠，他分析說第一個原因是學院的學科特點決定的；第二個原因是生源來自周邊幾個省，家庭經濟條件制約了國際交流的開展；第三個原因是國家留學基金委名額給的少。

我認為校院兩級管理的核心是責任的分擔，學校把財權、人事權放到學院，學院應該有政策再造的能力，依據學院的實際情況制定適合學院特點的政策，促進學院各項事業的發展。強調學科特點，強調學生的經濟狀況等都不能改變國際交流的現狀。

陳志文：

責任、困難永遠都會有，但院長沒有意識到這個責任在他。

黃達人：

原來是學校一級在解決這些問題，但在校院兩級管理下，前面我說過，現在各個學院要有政策再造的能力，怎么用這些資源來解決問題。所以校院兩級管理實際上對學院的院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也認識到，校院兩級管理的改革是一個過程，是一個學院院長重新選拔、重新培訓的過程。

陳志文：

從您的角度，一名校長要辦好一所高校，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黃達人：

有一次原來人事司的管培俊司長，現在在高教學會任職，他來找我聊天，說正在做一個課題，大學內部治理和“雙一流”建設的關系，問了我一個問題：作為大學校長，你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我脫口而出，三件事情：一是大學定位，就是要辦成什么樣的學校要明白；二是學科跟專業的布局；三是在大學培育形成良好的氛圍。

他就笑，說前幾天剛剛找過李延保書記，問書記管啥，李書記也脫口而出，三點：一是大學定位，二是辦學方向，三是辦學氛圍。他說你們兩個人三個有兩點一樣的。我說我們兩人也不是時常見面。他說你們倆都重視大學定位，都重視辦學氛圍的營造。

我認為，氛圍其實就是大學文化建設，大學文化建設里最重要的就是行政文化的營造。大學里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是教師們完成的，但是他們在什么狀態下工作則是書記、校長和管理干部們應該關注的，所以當時中大提的辦學理念中既有“教師就是大學”，也有“大學是一個學術共同體”，還有“善待學生”。我經常說，一流大學不僅是學術水平的體現，也是管理水平的體現，甚至大學的學術文化都是由行政文化決定的。

陳志文：

最后一個問題，您覺得做校長最重要的素質是什么？

黃達人：

我認為做校長也好，做其他領導干部也好，關鍵是做人，最重要是做人的品質。離任中大校長后，我回杭州去探訪一些老朋友，在一次聊天中，我談到做校長時的一些得失，那位朋友脫口而出，講了一句話：“做校長就是做人”。

在汕頭大學做審核評估時，在學校行政樓里看到兩個詞：寬大、清正。在網上查了一下，出自《史記》集解：言寬大清正，眾必歸近之。我認為，這兩個詞其實把大學管理的精髓講透了。校長作為大學管理人員的代表，更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