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科大是上世紀50年代院系調整時，川大工學院與其它院校合并組建成立，現在已經并入四川大學了。成都科大為我打下了很好的理工科基礎。那時候大學生很少，能上大學的學生都比較勤奮，我也如此。

我從成都科技大學本科畢業后，進入重慶大學電力系統自動化專業繼續讀研深造。后來，我的導師楊秀苔調入管理系新組建電力技術經濟專業，我也就隨之到了新專業。在重慶大學的這段跨學科經歷讓我在提高能力的同時，也擴大了視野，改變了我。

我在英國前后差不多有八年，1998-2001年在樸茨茅斯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在倫敦經濟學院做了一年的訪問學者。英國的這段經歷讓我開闊了眼界，對中國與英國的高等教育有了切身的直觀感受與比較，也讓我知道了世界高水平大學是什么樣的，了解了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對我來說，最大的改變就是慢慢理解了西方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體制，明白了不同的理論有不同的社會匹配性和源頭。

于我個人而言，是很偶然的參與到了學科的交叉融合中；但于時代而言，我認為這是必然，與國家的改革開放密切相關。

改革開放以后，市場經濟開始興起，我的導師楊秀苔敏銳地意識到電力系統應該與市場經濟接軌，就意味著電力領域今后需要很多人才參與市場相關工作，需要新專業培養電力相關的經濟學人才。這一想法獲得了電力部的認可，重慶大學獲批90萬創辦電力技術經濟專業，設在管理學院。

當時楊老師問我愿不愿意過去，我想，新東西總是有生命力的，所以就跟著過去了，開始學習經濟學方面的知識。

實際上，知識原本并沒有學科的劃分，過去的很多學者也是跨界的，知識結構非常綜合。后來，隨著知識增多，逐漸出現了不同的分支，形成了如今樹狀的學科分類，包括一級學科、二級學科，學科下往往還設有不同的方向。

過去這些年，學科的發展很迅速。知識細分的好處是研究可以更深入、更專門化。分科治學是現代科學誕生的基石和重要特征，過去它是人類攀登科學高峰的階梯，現在在一些方面則有可能成為限制科學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學科體系是隨著知識的增加而人為劃分的，但現實問題往往是復雜的、綜合的，在單一學科下往往無法解決，需要進行跨學科合作攻關。

所以，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新的學科發展模式，一方面，在知識大爆炸的背景下，術業有專攻，要繼續保持學科的縱深研究與發展。另一方面，也要強調學科的融合，以問題為導向，促使不同學科的人共同參與，加強橫向合作，共同解決問題。

從高校組織形式上來講，也并不意味著要打破現有的院系體制，而是要在保持院-系-專業縱向體系的情況下，通過設立交叉性質的研究院，加強學院之間的橫向聯系。以太空發電為例，就需要多學科合作攻關，對發電、傳輸、微波、裝備、控制等問題既分工又合作。

從學生就業后的反饋來看，高校的通識教育還是要加強。通識教育包含的內容很多，而高等教育階段需要學習的是人類社會幾千年積累知識中的核心內容。

一是歷史文化知識，如世界文明與歷史、中國文明與歷史。其重點不在于歷史知識點本身，而在于知識背后歷史發展的脈絡、原因、環境等等。

二是邏輯能力的培養，清晰的表達能讓他人更好地理解你的表達，思維的邏輯性讓人做事更加嚴謹，這對于學生今后的發展非常重要。另外，還有思想道德品質等等方面。

對。理科嚴密的邏輯思維讓人能把事做成，能夠落地；而文科的發散思維可以讓人敢于想象。理工科的學生，強調邏輯，但可能缺乏變通；文科的學生，強調發散，但難免缺乏精準。

因此，我們需要培養學生的“跨界”思維，使他們打破固有領域的思維局限。每位學生在校所學專業，都只是人類知識體系的一個小分支，受專業所限，他們的思維和認識往往也容易受到局限。我們要引導學生廣泛吸收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晶，不僅當好“專家”，還要當好“雜家”。

重慶大學的通識教育在全國來說是做得不錯的。林建華老師當校長時，有一大批非常優秀的學者參與設計了重大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并成為“中國大學通識教育聯盟”的十個主要成員之一。學校在去年發布了《重慶大學本科教育2029行動計劃》，將圍繞“5C”（Creativity，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ontinuous learning ability）核心能力培養目標，重整和優化通識教育課程體系，構建科學精神與探索創新、哲學審視與思辨求真、文化傳承與溝通交流、社會認知與合作擔當、自然生命與自我塑造等5大模塊，形成重慶大學通識教育2.0版本，為大類培養、學科交叉、通專融合奠定堅實的基礎。

重慶大學以理工科學生為主，邏輯思維嚴密，發散思維不足，重大的通識教育實際上也是要完善理工科學生的思維方式。重慶大學這些年的實踐證明，加強通識教育后培養出來的學生，發展后勁比較大。

一代又一代重大人，為國家發展、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始終堅守初心和使命，躬耕不輟、砥礪前行，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未來，我覺得重大至少要長期保持在中國高等教育的第一方陣，在這個基礎上，要為服務國家和重慶的重大戰略需求作出重要貢獻。

城市孕育大學，大學滋養城市。陳敏爾書記一直把大學看得非常重，要求大學引領城市的發展，親自到重大為重慶市高校的學生作報告，用總書記的話語激勵勉勵大學生立志報國。重慶市市長唐良智對大學與城市的關系，有兩句非常經典的話，叫做“一個大學的水平決定一個城市的高度”“一個大學的品質決定一個城市的品味”。

習近平總書記對重慶提出“兩點”定位、“兩地”“兩高”目標和發揮“三個作用”的重要指示要求，這就意味著重慶在西部地區要起領頭羊的作用。而重大則要成為這一作用的關鍵，因為決定一座城市高度的不是摩天大樓,而是大學。

在過去，重大為重慶培養輸送了很多的優秀人才，這些人才是支撐和引領重慶帶動西部發展的動力源泉。在未來，重大也會著力于優秀人才的培養，提高人才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當前，重慶正全面推進打好“三大攻堅戰”，大力實施“八項行動計劃”。重大第一時間予以響應，向市委市政府上報了《服務方案》并全面推進實施。

日前，重慶市委市政府也針對我們上報的《服務方案》，又專門出臺了有關《支持方案》，從帶動大學城內涵式發展、加強科技創新供給、加強專業人才培養、推進高端智庫建設、提升國際化辦學水平等五大方面，遴選確定了17項具體任務，給予重點支持，再次體現了市委、市政府對重慶大學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

重慶大學將抓機遇趁勢而為,謀發展砥礪奮進。我們正按照“對標一流、追求卓越、服務發展、引領未來”的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發展為要義、以卓越為靈魂，重點聚焦布局新增長點、匯聚辦學資源、完善體制機制、辦好民生實事四大方面，大力推進觀念轉變、實踐創新和制度變革，加快“雙一流”建設，推動內涵式發展，努力辦人民滿意的大學。

一是推動學科調整優化提升。強化工科、夯實理科、振興人文、拓展醫科、推動交叉，深化內涵建設，打造學科高峰，著力構建協調可持續發展的一流學科體系。

二是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深化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構建中國特色重大風格的一流本科教育體系；加強研究生教育質量保障，提升研究生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

三是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和水平。推動創新能力整合、資源集聚和空間拓展，構建多類型、多層次、高水平的“1+5”科技創新體系，以全新的體制機制，促進高水平科研成果產出。

四是建設高水平師資隊伍。堅持質量標準，突出績效導向，研究制定績效工資方案，修訂職稱評審條件和辦法，完善人才隊伍建設機制，著力打造“近者悅、遠者來”的制度、環境和文化。

五是深化國際交流與合作。大力支持本科生出國訪學；推動各學院與世界一流科研院所開展實質性合作，共建研究院或研究中心；大力引進全職外教，倒逼國際化水平提升。

重大的底子非常扎實雄厚，老師的實力也很強勁。我認為，重大現階段最重要的就是樹立遠大理想，以此激勵老師們奮斗。我們將致力于在重大營造一個好的環境，讓大家心情舒暢，同時解決后顧之憂，讓大家安心奮斗。

在老師方面，學校會做好引領和服務，激發教師的家國情懷和遠大抱負。我不希望老師做沒有挑戰的工作，做被動的工作。重慶大學入選了“雙一流”建設大學A類，是國家隊最靠前的方陣，我們要根據國家的重大需求開展工作，為國家奮斗，為民族奮斗。

在過去這一年里，重大在具體的政策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上做了很多改革，比如說在人才評價上，重大著重構建了綜合性的激勵機制，包括精神激勵和物質激勵。我希望老師們多做從0到1、顛覆性、引領性的事情，少做跟蹤性、拓展性、補充性的事情。總而言之，就是要盯住一流的事情做。

在學生方面，我希望同學們人格健全，有遠大抱負、崇高理想以及家國情懷，熱愛黨熱愛國家熱愛人民。一方面，我們會加強通識教育；

另一方面，我們也會加強對學生專業能力的培養。通過通專融合的培養模式，提高學生對社會的適應性，拓展他們未來的發展空間，使他們具備應對未來四五十年工作中各種不確定性的能力。

大學最根本的任務是培養人。學生是國家的未來，重大要著眼于未來，關心學生的培養。我希望在崇高理想的引領下，重大學生能夠長期、可持續地為國家做出比較突出的貢獻。

重慶大學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學校，有很多高原學科，但還缺乏高峰學科。在90年的辦學歷程中，學校始終以服務國家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為導向，逐漸積淀并形成了與工業化和城鎮化相匹配的兩大優勢特色學科專業體系，為國家和地方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撐。

一是形成了機械、電氣、動力、采礦、冶金、材料、自動化、通信、計算機等與工業體系配套齊全的學科專業體系。

二是形成了城鄉規劃、建筑、風景園林、土木工程、給水排水、城市環境、建設與房地產管理等與城鄉建設體系配套齊全的學科專業體系。

重大還是首先要做好優勢學科，實現科技領先，不斷地產生顛覆性、創新性的科技成果。一方面要發展應用科學，影響并引領產業和社會的發展；

另一方面要發展基礎科學，提升基礎研究水平。這些方向性的要求和目標最后都會落實到具體學科上，包括電氣學科、機械學科、土木學科、人工智能、法學、經管、新聞等等。

我覺得這種現象也有其發展邏輯，是轉型期的自然現象。過去中國高校要成為優秀大學，需要追趕，需要培養最優秀的教師和最優秀的學生，而這兩項很難同時達到，要有先后順序。老師如果沒有科研經歷，就會缺乏講課素材，很難對學生進行啟發式教學。優秀的教師才可能培養出優秀的學生，優秀的教師做好科學研究是必須的。現在我的理念仍然是，重慶大學的青年教師一定要把科研做好。

但是我們一定要牢記大學做科研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是為人才培養提供創新平臺，為青年學生創新潛力發揮提供一個舞臺。

客觀上看，“重科研、輕教學”也是轉型期評價體系不完善和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的結果。正常的情況下，老師教學講一個小時，需要備四個小時課，但現在大家往往把備課時間省下來做科研了。因為科研成果對于老師們評職稱、拿獎勵有幫助。此外，過去對大學的教育經費投入相對較少，學校可支配的資金少，而科研項目成為了增加資金的一種方式。

我認為，隨著國家投入增大，以及學校轉型的成功，“重科研、輕教學”現象會逐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