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 | 宋獻中：擦亮暨南大學的“金字招牌” 把中華優秀文化傳播到五洲四海--中國教育在線

擦亮暨南大學的“金字招牌”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專訪暨南大學校長宋獻中

陳志文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

專訪

宋獻中

暨南大學校長

暨南大學是我很小時候就知道的一所非常有特點的學校，只是一直不知道“暨南”二字含義。于暨南大學建校112周年前夕，拜訪宋獻中校長，才得知“暨南”二字出自《尚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即面向南洋傳播中華文化。

1906年暨南大學創辦于南京，初始叫暨南學堂，目的就是為海外華僑子女提供中文與中國文化教育，這一辦學定位保留至今。暨南大學也是命運多舛，先后搬遷至上海、福建建陽、廣州，中間因故多次關閉撤銷，1949年并入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高校，短暫撤銷，1958年在廣州重建，1970年再次停辦，直到1978年在原址再次復辦。早期暨南大學基本都是海外僑眷子女，現在則有較大變化，但仍然保留了1/3在校生是港澳臺僑及外國留學生的傳統。

宋校長很驕傲地介紹到，澳門大部分的醫生都是暨南大學畢業生。在港珠澳大橋開通后，暨南大學對于粵港澳大灣區，肩負著新的使命，有著特殊的價值與意義。暨南大學不僅是第一所由政府創辦的華僑學府，而且還是最早成立董事會，并作為重要運營基礎的一所學校，這在中國高校中也是很少有的。

傳播中華優秀文化是暨南大學的歷史使命，也是特色所在

傳播中華優秀文化是暨南大學的歷史使命也是特色所在

陳志文：

您從求學到工作，先后經歷了三所院校，如何評價這三所學校？給您帶來了哪些影響？

宋獻中：

我本科就讀于湖南財經學院，現已并入到湖南大學，學校雖然小，但為社會培養了大批精英人才。在整個金融領域當中，特別是78、79、80年入學的學生，很多都是當前金融領域的佼佼者。這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教育不在于大，而在于精，不在于片面追求規模，而在于提高質量。

湖南財經學院1979年恢復以后，我是第一屆本科生，當時百廢待興，經濟領域有非常多的東西需要探索，而學校給予了我們這些學生一個真正面對未來、發揮自身價值的機會。很多老師也是從“文化大革命”下放后抽調回來的，他們為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對教學的投入、對學生的關懷，體現得淋漓盡致。同學們也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學習中。

西南財經大學是我讀碩士和博士的學校，本科是基礎性教育，碩士和博士主要是學術研究。在讀碩士和博士期間，形成了我幾十年來長期從事的研究領域。社會責任會計、資本運營與財務管理，這兩塊都是我從碩博士期間一直堅持到現在的。所以，西南財大奠定了我從事科學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的基礎。

1992年我來到暨南大學，五洲文化匯聚于此，這是其他學校無法復制的一種文化，學校的包容性很強，有利于學術研究和科學創造。

陳志文：

2018年是暨南大學建校112周年暨在廣州重建60周年復辦40周年，學校三落三起、五度播遷，卻始終弦歌不輟、英才輩出。作為百年名校，暨南大學在辦校與文化傳承上有何特色？

宋獻中：

是的，暨南大學三落三起、五度播遷，1906年清政府為“宏教澤而系僑情”設學于六朝古都南京，中國第一所國立華僑學府——“暨南學堂”由此誕生。其中，“暨南”二字出自《尚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將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遠播于五洲四海。因此，“暨南”二字的來歷很有講究。

1949年院系調整，暨南大學文、法、商3學院并入復旦大學，理學院并入（上海）交通大學，地理系并入南京大學（前身為中央大學），人類學系并入浙江大學，因此很多教師、儀器資料、文卷檔案等都到了這些學校。直到1958年，在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的大力扶持下，暨南大學得以在廣州重建。陶鑄擔任了重建后的第一任校長。1970年，暨大因“文革”再次停辦。1978年，在習仲勛等老一輩的關懷下，暨南大學再度復辦，成立了文、理、經、醫4個學院。

暨南大學特色鮮明，主要體現在：第一，從大學治理上來講，暨南大學是最早設立董事會的高校之一；第二，暨南大學為港澳臺地區培養了大批人才，數量居全國高校之冠。目前在香港的校友有六萬多人，分布在不同的領域，為香港的回歸和繁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澳門校友有兩萬多, 其中澳門醫療界75%的人才是從暨南大學畢業的學生，在公務員隊伍、新聞隊伍也都超過了30%，臺灣校友有三千余人。第三,是堅持“宏教澤而系僑情”的歷史使命，比如由暨南大學華文學院編寫的小學至高中的《中文》教材在海外的發行量已超過四千萬冊。我們不僅廣泛招收港澳臺僑和海外學生，而且在海外也設置了很多教學點，主動將中華優秀文化傳播到海外。這是暨南大學的歷史使命，也是它真正的特色所在。第四，暨南大學在廣州、深圳、珠海三地設有五個校區，布局于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可以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戰略。

陳志文：

不同國家的學生在一起會有些什么碰撞？文化融合上有什么特點？

宋獻中：

暨大建校至今共培養了來自世界五大洲1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生30余萬人，校園文化自然也是融匯中外、多元多彩，但我們通過有針對性的措施及長期的積淀，形成了“一元為主，多元融合”的文化格局。

教學方面，我們面向所有外招學生開設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國情、中國歷史等方面的課程，為港澳學生開設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等，同時創造機會讓盡可能多的港澳臺僑和海外學生深入到廣東乃至全國各地進行社會實踐，尤其是參加中國文化之旅、中國尋根之旅等，參觀考察中國的名勝古跡、名山大川、革命圣地、改革前沿等，讓他們深入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發展歷程。此外，針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我們也會展示他們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如學校每年都舉辦“國際文化聚暨南”活動，讓來自五洲四海的師生展示自己的文化，真正使多元文化融合在一起。

陳志文：

您也教過來自不同國家的華僑華人，他們有什么不同？在交流過程中，您有什么感受？

宋獻中：

先說港澳臺學生和內地學生的差別，內地學生從小學、中學就注重知識掌握的科學性和系統性，基礎很扎實。港澳學生在教育過程受外來文化如英國、葡萄牙等國文化熏陶影響較大，因此他們在創新實踐、動手能力方面有一定的優勢。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學生也略有區別，來自于“海上絲綢之路”國家的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接受程度比“陸上絲綢之路”國家要高，他們對于中華文化的積淀還是較深的。

伴隨國家“強國夢”，爭創一流，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

伴隨國家“強國夢”爭創一流，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

陳志文：

“雙一流”是高等教育的熱詞，“雙一流”建設更強調學校的特色，暨南大學在這方面有怎樣的考慮，或應對措施？

宋獻中：

“雙一流”是中國高等教育從量的擴張到質的提升，引導高校重新塑形，同時又與國際對標，追趕國際一流，甚至超越國際標準，當領路人。

在學科建設上，對暨南大學來說，既是一個機遇也是一個挑戰。以藥學為主的生物醫藥學科群，首批進入了“雙一流”學科。一方面，因為暨南大學的醫學開展較早，歷史積淀比較深厚；另一方面，2011年，暨南大學成立的藥學院，由院士、長江學者、“杰青”領銜，發展非常迅速，形成了較為雄厚的師資和科研力量。

藥學學科立足道地藥材研究（也就是南藥），這是中國傳統中藥，如何把它現代化，是我們“雙一流”建設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除了對中國特別是嶺南地區的中草藥進行持續的研究開發外，我們目前還跨越國界，在對亞馬遜流域的一些草藥進行研發，將中藥的開發技術放到國外去做，用中醫中藥撬動中華文化的傳播，這方面跟暨南大學的特色、定位有很大關系。

陳志文：

您對暨南大學下一個階段的愿景是什么？

宋獻中：

暨南大學的定位是國內一流，特色鮮明，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學。我們分別提出了2020、2035、2050年的學科發展規劃，以一流學科建設為抓手，推進一流大學的建設。

到2020年，以我國生物醫藥領域的重大需求為導向，圍繞創新藥物研究的關鍵科學問題、核心技術和人才需求，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建成集應用基礎研究、技術集成、創新人才培養、優秀文化傳承、成果轉化為一體的生物醫藥學科群。新增1-2個相關學科進入ESI前1%，已進入ESI前1%的學科中力爭1個學科排名接近ESI前1‰。在創新藥物等領域的研究水平達到國際一流，研究成果獲得國家科學技術獎1-2項；建成國際先進、國內一流的創新藥物研發平臺，獲批國家級重點實驗室或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等1-2個，成為我國重要的生物醫藥拔尖人才的培養基地。爭取學校整體進入“雙一流”高校。

到2035年，建成國內一流、具有廣泛國際影響力的集創新藥物研究、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功能為一體的生物醫藥學科群，1個相關支撐學科進入ESI前1‰或在全國學科評估中進入前2名或在QS或泰晤士全球學科排名中進入前200名。到2050年，建成世界一流生物醫藥學科群，相關支撐學科中2-3個學科進入ESI前1‰，2個學科在全國學科評估中排名進入前2名，1個學科在QS或泰晤士全球學科排名中進入前50名。

暨南大學要努力跨越“中等水平陷阱”，舉全校之力向前發展

暨南大學要努力跨越“中等水平陷阱”舉全校之力向前發展

陳志文：

您曾經講過暨南大學要謹防“中等水平陷阱”，我的理解是給大家敲警鐘，不要滿足于目前的現狀或狀況。您提出這點的初衷或者核心目的是什么？

宋獻中：

提出這一概念，實際上我是在分析了暨南大學人才、科研、學科、財務以及在世界上或國內的各種排名后得出的。暨大在國內高校當中大概處于四五十位左右，這一狀況在“雙一流”高校中處于中等水平，很像中等收入階層，想要突破和超越，是非常難的。在這種情況下，要考慮三個變革即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使學校真正從中等水平往前跨步。

我的初衷在于，第一，暨南大學現在在廣東排名第三，每年招生時學生的青睞度比較高，在海內外的影響也不錯，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產生滿足感，因此不能安于現狀，要有憂患意識。第二，提出奮斗目標，就是要砥礪奮進，努力跨越“中等水平陷阱”，舉全校之力朝著更高的層面去努力。

陳志文：

關于憂患意識，我還有一個問題。您有沒有發現這樣一個發展趨勢，在未來十年，最長二十年之內，中國高等教育版圖會有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名校南遷。如香港中文大學到深圳，香港科技大學到廣州，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在汕頭，香港浸會大學到了珠海……暨南大學有沒有危機感？

宋獻中：

沒錯，再加上新設立的大學，如南方科技大學，內地的許多名校聚集于廣東，確實會給我們帶來危機感。我提出“中等水平陷阱”的同時，對一些學校進行了對比，我們不能讓前面標兵的背影越來越遠，也不能讓追兵的腳步越來越近，而是應該著力提升學校的辦學質量和水平，努力離標兵越來越近，讓追兵越來越遠。這個過程中肯定面臨著一些壓力。

我個人認為，整個中國的教育水平相對于世界來說也處于中等發展水平。雖然我們是教育大國，但不是教育強國，數量上去了，但是質量上還存在不小差距。

陳志文：

對，雖然這兩年我們的排名進步很大，但我們一定要清楚、要冷靜，我們的實質距離還是很大。比如非學術類排名只能參考，其實在學術類排名上我們的進步沒有那么快。

嚴把“出口關”，人才培養是大學的第一根本職責

嚴把“出口關”人才培養是大學的第一根本職責

陳志文：

從您的角度來講，暨南大學現在最大的問題或者挑戰是什么？放眼到中國高等教育，現在最大的問題和挑戰又是什么？

宋獻中：

暨南大學現在最大的問題或者整個高等教育的最大問題，還是如何與國際對標、提升質量的問題，真正把教育的本質性東西做好。人才的培養一定是大學的第一根本職責。

大學的幾個使命：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文化傳承、社會服務、國際合作，最終目的一定是為了培養高素質的人才。大學怎么把人培養好、如何培養高質量的人才，現有的一些考核制度、評價體系，確實還存在著一些干擾或影響因素。

很多老師關注科研比關注教學重，這與評價指標有關。因為我們有很多評估，硬指標，但對教學而言則很難如科研評價一樣直接量化，即使是本科或研究生教學評估也只能體現其中的某些部分，很難全方位看到全過程與課堂質量，但教學是直接關系到我們畢業生未來發展的質量和后勁的，如何進一步平衡教學與科研、更加突出本科教學還需要探索。

中國從幼兒園、小學到大學教育，創新因素或要素的培養上有些欠缺。我經常講一個例子，進入幼兒園的時候，老師就說“孩子們把手背后放好，坐直”，這樣一開始可能把孩子們固定死了。另外，幼兒園教很多知識性內容，甚至包括二、三年級才應該學習的東西。有一種說法“幼兒園在辦大學，大學在辦幼兒園”。為什么大學在辦幼兒園？因為大學里，還要去講怎么對待長輩，怎么對待老師，怎么和同學處理關系，這些本來應該是基礎教育要解決的問題。

有人說，大學培養不出創新人才，把這個責任全歸到大學來，我覺得有些不妥。作為大學來說，我們希望整個教育體系，而非僅僅是大學，要把真正地培養出具有創新創造能力的學生看作一個最重要因素，這是需要長時間去解決的難題。

陳志文：

教育部也在強調本科教學，強調提高質量，其中包含一堆措施，取消“清考”、淘汰“水課”，嚴把出口關。我看過一個對800多所高校的調查，畢業率是98%，授予學位率97%，除掉死亡和自然流失，幾乎等于沒有淘汰。您對此怎么看？

宋獻中：

暨南大學以往每年清退的學生大概有300個左右，這幾年隨著招生分數線的提高，或學生素質的提高，變成一年大約100多人，比例還是比較少的。

暨南大學與英國伯明翰大學聯合成立了暨南大學伯明翰大學聯合學院，開設了4個專業，學生全部是內地生。學院招生的時候有兩條界限，第一，分數必須符合暨南大學基本分數的要求；第二，數學、英語分數兩條線卡住。

該學院畢業生拿的是兩個文憑，伯明翰大學卡得很嚴，掛科以后，就不能進上一年級讀了，一年一年地淘汰。所以，學生的壓力還是比較大的。

在國外，麻省理工、哈佛這些名校有兩個點卡得很嚴，一個是本科教育，一個是博士生培養。第一卡住本科生，因為十八歲正好進入成人環節，在大學一方面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另一方面培養未來工作的能力，這些都需要通過大學的基礎教育來做好。到博士，是攻關的時候，需要對某一個問題有真正的創新，要真正做出東西，所以這兩頭卡得非常緊。

所以，我認為教育部陳寶生部長提出的“四個回歸”切中了目前教育的根本弊端，也明確了未來教育發展的基本方向。

陳志文：

這也是高等教育發展到這個階段，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我們的高等教育在1999年大擴招之后，2003年跨越了一個15%的門檻，毛入學率達到大眾化。今年，我們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逼近50%，在這種背景下，考不上大學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所以大學的培養等各方面都要去做調整。不像您那時候上大學，學生總體都是篩出來的精英，都比較自律。但是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把出口關，高等教育的質量是沒有辦法保障的。

宋獻中：

這點我非常贊同。國內的大學教育，是從精英化到大眾化，甚至普及化的一個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每個孩子或是大部分孩子，都有上大學的機會。因此要考慮多種因素，第一，不同的大學要滿足適應學生不同的需求，不同學校要有不同的定位。清華、北大、人大這些在國內頂尖的大學，和職業教育完全不同。所謂教學研究型，應用型，高職高專等，尺子也不一樣。不要搞千篇一律，每所學校在培養社會主義的建設者與接班人這一共同目標下，要有自己的的特色，培養方法和培養體系應有不同。

第二，學校要根據定位、培養方案、培養目標嚴格執行，衡量學生目標達成度，如果目標達成了就畢業，達不成就肄業或者被淘汰。在普及化的情況下，是一個雙向選擇，大學可以選學生，學生也可以選大學。

陳志文：

這是好事情，迫使大學反過來去思考。我問另外一個大眾關心的話題，“211”,“985”，雙一流，您怎么評價？

宋獻中：

“985”、“211”可以說是中國教育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以一定的措施，推進一些比較好的學校，更好地提升自己的水平，通過重點的投入，重點的支持去發展它。這些措施對中國整個高等教育體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歷史功勞不能否認。

但是也有不足、弊端，比如有些學校可能在某一學科上特別強，但在其他方面不是很強，所以就進不了“211”、“985”。同時它又劃死了，不允許有淘汰，有競爭，有一定的弊端。“雙一流”就好一點，高校辦學特色很強，或者某個學科很強，就有機會進去。

暨南大學將牢記總書記要求，擦亮“暨南大學”的金字招牌

暨南大學將牢記總書記要求擦亮“暨南大學”的金字招牌

陳志文：

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秘書長趙靈山說過一句話：“國際化既是教育改革和進步的手段，也是我們的一把尺子，也是一個過程。”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暨南大學在某種程度上永遠和開放是分不開的。總書記今年來廣東，來了暨南大學，從您角度來講，為什么總書記會選擇暨南大學？

宋獻中：

我個人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暨南大學的辦學使命和特色亦即集中為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臺地區培養人才、始終堅持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至五洲四海，同時暨大今年在廣州復辦40年也正好契合了改革開放40年的主題。

“面向海外、面向港澳臺”是暨大的辦學使命，一定意義上暨南從成立開始就是開放的、面向世界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暨南大學名不虛傳、作用獨特、前程遠大，充分肯定學校在凝聚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到五洲四海方面的重要作用。

總書記囑托我校，要認真貫徹落實全國教育大會精神，并對學校提出了五點要求：一是堅持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二是堅持自己的辦學特色；三是堅持弘揚暨南精神；四是擦亮學校的金字招牌，努力把學生培養好、把學校辦得更好，為海外僑胞回祖國學習、傳承中華文化創造更好的條件；五是勉勵廣大暨南學子好好學習、早日成才，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主動融入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到五洲四海。

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不僅是對學校的肯定，更是飽含著對學校未來發展的深切期望。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和囑托，為暨南大學的未來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陳志文：

您認為怎樣才算一個優秀的校長，或者說優秀的校長需要具備什么樣的素養和能力？

宋獻中：

第一，我覺得要有一種精神，即對教育事業、對學校，要有愛，要有理想，有情懷。

第二，大學校長一定要有全局觀，要站在整個學校的層面上，或者在國家發展需求的層面上去考慮問題，要無私，有大我。

第三，作為一名大學校長，還要有更超前的思維，不要只想現在。一定要有為未來著想的前瞻性，而且不計較眼前的得失，為后人做一些鋪墊。

陳志文：

從我的角度來講，校長就是教授里邊的優秀經營管理人才，要解決很多實際問題。需要有行政能力、經營管理能力，同時還能給學校帶來資源，包含錢。

宋獻中：

對，我剛才講的三點，是相對宏觀一點的，校長自身要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要能夠善于決策，勇于決策，或者在某些方面一定要有擔當，做好了是大家的，做不好是校長的。

陳志文：

如果好校長滿分是十分，您希望自己能達到幾分？

宋獻中：

我只要達到七八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一定會盡十分的努力去干，如果能夠取得七八分的滿意程度，就算自己及格。能否及格，可能要到任期結束以后才能有答案。